(五)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

   工人、职员运动的兴起确实给业已一片纷扰的社会增添了一番声色。戴红袖章已不仅是青少年们的趣事，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也戴上名称五花八门的红袖章招摇过市了。然而这个运动兴起之初也没有走上毛预想的轨道，而误入了“歧途”。六六年十二月下半月到六七年一月初，一股来势极为迅猛的风暴倾刻席卷全国，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经济主义”。

   在批“资反线”高潮中，各级领导第一次被推上受斥责的地位。他们昔日的威严消逝了，第一次必须态度谦逊地听取群众的呼声。广大工人群众第一次有机会向昔日高高在上的领导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不用担心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这种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积郁广大群众胸中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如闸门开启后的洪水汹涌而出。工资长期冻结问题；合同工长期不转正问题；劳保问题；福利补助问题；知青就业问题；宿舍分配问题；拖欠加班费问题等等。多年的积愤如堆积已久的干柴，一点火星即成熊熊之势。一个单位有群众率先揭竿，消息传开，其他单位的群众立即效仿呼应。群众愤怒地向干部责问着，呵斥着。他们数述自己多年来所受的不合理待遇，谴责领导对工人冷酷无情，毫不体恤，继而向领导提出了种种要求。他们之中一些人还到北京去告状，他们以为过去所受的种种疾苦是由於各级领导执行“资反线”所造成的。毛的中央是爱护他们的。六、七月份挨“资反线”整的人在群众中毕竟只占少数，而多年来在经济待遇上、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不合理对待的人则相当多，因此这个行动比单纯的批“资反线”要猛烈得多。这才真的是群众运动，它发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两类组织中大量成员和许多尚未参加组织的人都热切地投入其中。没有人去组织，用不着别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从自身的正当利盆出发，共同掀起了这场轩然大波。

   在这个汹涌的浪潮面前，领导们开始十分惊愕，但旋即就着手应付了。他们有的向群众承认自己一向官僚主义严重，没有关心群众生活，十分对不起群众，并表示要把群众提的意见要求积极向上反映。有的还赶紧进行研究解决。一些工厂把拖欠日久的加班费发了，提高了某些保健费的标准和范围，甚至有些地方和部门已在在着手制定调整工资和合约工转正的方案了。在许多领导看来，群众的这些要求和意见还是可以考虑接受的，因为这跟那些怀疑他们是“黑帮”、“走资派”，要对他们进行炮轰，打倒的叫嚣和行动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毕竟不会危及他们的乌纱帽。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就说过：“经济问题要放松些，不要顶。”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少数地方，少数群众提出了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如要求发串连费之类。

   当一些告状者向中央文革吐诉他们的苦情时，亦受到同情和安慰。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劳动部被告状者查封，二十六日江青接见告状者，当着告状者的面斥责劳动部副部长郗占元等：“劳动部简直是老爷部，解放这么多年了，想不到这么多工人还这么苦，你们劳动部究竟知不知道！合同工难道是后娘养的？你也去做合同工去！”江青说着，甚至流下了泪。

   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了，江青同志过问这些事了，江青同志非常关心同情我们。这些喜讯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全国。电话、电报一片繁忙，传单、最新消息满天飞舞……人们欣喜，人们激动，并掀起更大的浪涛。

   然而形势突变了。毛的中央从惊愕中省悟过来，立即决定采取断然行动遏制这汹涌的浪潮。毫无疑问，群众的这一自发行动与毛的一贯思想和现实意图都大相径庭。毛的一贯思想是高责累，低消费，多外援，岂容群众如此擅自提出诸多经济要就！毛的现实意图是揪走资派，清洗刘分子，岂容群众的行动干扰背离这一根本目标！一股强大的飓风骤然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人民群众的欢欣和希望。毛泽东，这个自诩为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最推崇群众运动的人，最会讥笑别人“叶公好龙”的人，此时却对真正的群众运动十分嫌恶，并刻不容缓地进行了压制。

   很可能就象六六年五月底毛“发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那样，此时毛又“发现”了上海有些群众组织对这个浪潮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一月九日，他下令向全国广播这些组织共同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并把这誉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以民制民之后，一月十一日下达“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正式表达他的中央要刹住这股风潮的决心。为了压制来得冠冕堂皇，他除了把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诬蔑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外，还无中生有地硬说这场发自群众内心的运动是走资派阴谋挑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形势急转直下，毛中央利用它在群众中的权威正面施加压力。各级领导见状立即见风使舵，对群众的要求从敷衍到拒绝，已承诺的也翻脸不认帐了。一些群众组织也陆续发表声明，表示要与“反革命经济主义”划清界线。与经济事务尚未直接打交道的学生组织充当了消防队的角色，成为毛宗派压制群众运动的工具。不问柴米油盐，没尝过家庭经济重担滋味的学生跑到许多工厂宣传“紧急通告”和中共中央的两个“通知”，号召工人不要上走资派的当，退回已领补发工资，以实际行动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粉碎“资反线”的新阴谋等等。

   那些到京的告状者再也无人理睬了。曾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的江青不再露面，甚至关于江青斥责劳动部副部长一事，也被说成是谣言。旋即，官方规劝告状者离北京返回原地参加生产，这规劝很快升格为责令。稍后，在二月底，一些不听规劝责令的顽固分子被逮捕，其组织被取缔。[注]

   就这样，一场勃兴急速，规模宏大，名符其实的群众运动就在高压下沉寂了。

   毛虽然对这场群众运动进行了镇压，但并不打算过多责罚群众。因为他知道，对于群众，现阶段还是需要的。运动的主要内容尚未展开，还需要群众为他火中取栗，因此对广大群众大耍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把戏。他在中央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承认现行工资制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并许诺这些问题将留在运动后期加以解决。以此欺骗群众、笼络人心，让群众在对那美妙的运动后期的翘首以待中乖乖就范，并继续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力。

   倒霉透顶的各级领导此时简直在夹缝中生存。群众怨恨他们诅咒他们，毛中央又责难他们。明明是群众自己搅起的风潮，中央却硬说他们挑动的，如此栽诬却又无法分辩，真是憋了一肚子鸟气。但他们只得担待着，默默吃下这只“死猫”。说来这也不失为一个报应。多年来，一些官气十足的领导，不知让多少群众尝过这种毒茶，现在请君入瓮，尤其是由毛--他们的最高上级来请他们入瓮，确实是历史对他们辛辣的嘲弄和惩罚。

   [注]被取缔的组织有：

   “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全国红色造反团”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

   “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

   “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造反团”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线第一战门队”

   “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

   “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其中前三个系作为反动组织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