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七) “二月镇压”

如果说毛把策划大规模的群众“夺权”作为清洗刘邓分子的新手段是视严肃的政治为儿戏，结果弄得一塌糊涂，那么，他继而要军队出来收拾局势更是莫大的败笔，造成了更加难以驾驭的局面。军人全面干预政治，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不过，当时他不这样做似乎又没有其他的选择。局面混乱，没有其他力量能加以控制，而且有些地方的军队已经介入了。

军队介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那么关键是怎么在那些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中区分出哪些是“左派”组织。饱受毛泽东“阶级斗争”论灌输的军方头目，很自然地把那些由“政治质量比较高”的人为骨干的组织视为“左派”组织。

文革前的几年间“阶级斗争”理论业已泛滥，其主要内容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用这个“观点”和“分析方法”到群众组织中去寻找左派，那自然是党员多、出身成分好的多、劳模多、积极分子多的组织是左派组织。当然也不应唯成分论，还要看政治表现。而以过去那段运动中表现来看，这些组织政策水平高，不乱冲乱撞，办事稳重，讲究方式方法。因此政治表现也是好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军队干部往往对这类组织有着天然的感情，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亲友在地方上工作，读书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一派组织。就象北京的军干子弟是“西纠”、“联动”的骨干一样，广州的军干子弟是“主义兵”的骨干，武汉的军干子弟是“三字兵”的骨干，福州的军干子弟是“东海兵”的骨干，旅大的军干子弟(海军子弟除外，因海军支持“造反派”)是“思想兵”的骨干等等。虽然这些学生组织也曾乱冲乱干过，但那是针对“四旧”，“黑五类”和闹事造反的坏人，他们对军区可有感情了。尽管“西纠”、“联动”在北京已被取缔，但那有什么关系，军方头目有什么理由不把由自己的子女--这些革命后代为骨干的学生组织列为学生组织中的“左派”呢？

对于另一类组织，军方头目甚为厌恶。他们认为这些组织的成员政治质量低，出身比较差的人，一向表现调皮，不尊重领导的较多。对这些组织的许多做法也早已不满，例如抢黑材料，冲击党政机关，查封接管报刊，任意揪斗干部等等。他们感到这完全是胡作非为，一点政策水平也没有。并且，他们由此进而怀疑这些组织很可能是让“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了，是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向党进攻，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也可能是怀有个人野心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是有些挨揪斗的地方干部是他们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上下级，看看他们如此遭劫，心里造就憋了一肚子气。这些干部哪里是什么“走资派”？明明是几十年的老革命。

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一直干得得心应手的“造反派”头脑日益发热了。他们认为自己处处响应毛的号召，造反精神强，政治敏感性高，行动迅速，是当然的革命左派。军队支左就应当支持他们。然而没料到军队头目竟向他们翻白眼，他们大为光火，立即公开向军方发起谴责，严重的还发生冲击军区办公机关的事件。如福州1.26冲军区，广州2.8重军区。湖南、成都、西藏等地在二月份亦都发生此类事件。

军区头目不是地方干部，军区大院也非同省委大楼。军方被骂，军区被冲，军队头目们岂肯罢休？恰好，“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下达两个星期后，一月二十八日又发布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其中有提到：“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与追究。今后一律不准冲击。”这成为军方头目们手中的第二张王牌。

开国至此，中共还没有一部“刑法”。文革以来，仅有一点法制的外壳也被敲碎。所谓“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如何裁定？裁定权在谁？裁定标准是什么？自然，在当时那样的社会形势下，裁定权在军方头目，裁定标准之一，就是对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态度了。中央军委八条说：“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这是很滑稽的。试问，哪个地区的冲击是反革命冲击，哪个地区的冲击是左派冲击？远在北京的军委自然无从评判，还得要听当地军区的汇报，而当地军方头目断无把冲击自己的组织说成是左派之理。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冲击是在二月上、中旬，即在“一. 二八”命令之后。“一.二八”命令已下令“今后一律不准冲击”，而这些组织置军委命令于不顾，悍然继续包围、冲击军区，还能不是反革命行为？于是早已对“造反派”反感、憎恶的军方出师有名地进行镇压了。当然他们大多在动手前夜向中央军委进行过汇报、请示，并得到同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此后有一些“造反派”把矛头断断续续地指向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的原因。据说此时是他们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因而有了“二月镇压”的后台之嫌。其实即使是中央文革在这段时间也讲了些对“造反派”很不利的话。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在接见“三司”驻外地联络站的代表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

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对学生的“二司”、“三司”、“三新”和“工造”也施以压制。

广州军区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中大红旗”、学生“三司”、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后改名“工联”)“珠影东方红”等。

成都军区把“工人造反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川大“八.二六”。

湖南省军区把“湘江风雪”打成反革命组织。

河南省军区把“二.七公社”属下的一些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

福州军区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委会”、“红九.二”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

安徽省军区把合肥“红卫军” 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八.二革联站”、“红革会”、“工人一司”、“三司”(安徽两派系“造反派”分裂而成)。

新疆压制“红二司”、“联工总司”等等。

对“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其具体惩处方式是取缔组织，逮捕头头，一般成员亦须登记写检查。如武汉于三月十七日深夜一时全市统一行动，逮捕“工总”骨干分子千余人。被压制的组织则遭到猛烈的谴责与围攻。在巨大的压力下，许多尚未被作为“反动组织”取缔的“造反派”组织也濒于瓦解和半瓦解。一些成员纷纷声明退出。一些骨干分子纷纷写出“向毛主席请罪书”。还有一些缄默下来。瓦解得最利害的是职员中的组织，工人组织次之，学生组织瓦解的程度较低，“造反派”的活动转入低潮。

在这场镇压之中，尤为血腥的是新疆和青海。

新疆石河子1.26惨案中，新疆军区独立团和由军方操纵的保守组织“八一野战军”，一起包围造反派集中的石河子市，真枪实弹地进行残杀，造反派死伤数百。

青海2.23惨案中，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调动军队包围对“青海日报”进行夺权的“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围攻达十天之久，于二月二十三日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三百多人，连十几岁的女学生也不能幸免。事后还逮捕近万人。历史上无论是军阀制造的3.18惨案，外国殖民者制造的6.23惨案，还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12.9运动都远不能与之相比。

“二月镇压”，凶手是各地军方，但根子在一系列的社会症结。军方实行镇压的思想理论基础系来源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而镇压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又正是由于法制荡然无存。

如果说湖南“湘江风雷”是由于其猛烈的“造反”行动使军方必欲制服外，那么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则完全是军方的暴戾之举了。因为从它成立至此，无论在声势上，能量上都绝对不能与湖南“湘江风雷”相比。它在广州根本没有什么激烈的行动。然而，既要搞“阶级斗争”、搞镇压就要有靶子，有牺牲品。把学生组织打成“反革命”不方便，只能在工人组织中寻找(职员组织一般都较小)。当时黑龙江省军区在镇压中把一个名叫“荣复军”的保守组织取缔了。中央也把一个叫“中国工农红旗军”的组织取缔了。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复员退伍军人为骨干的。中央已有明令，复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这一明令是有其考虑的。复退军人受过军事训练，一旦对他们驾驭不住，会造成极大威胁。于是广州这个起初以复退军人为骨干的“造反”组织，便恰到好处地被广州军区选中送上了审判台。

从建国之初开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这些政治运动往往都贯穿有两个法则，一是上挂下联，二是水中无鱼虾为大。广州“八一战斗兵团”之遭劫也是这法则下的产物。三反运动中，中央捉到了大老虎，地方机关亦应抓到中、小老虎。反“右”运动中，中央抓出大右派，各地各级单位亦应抓出中、小右派。六六年第二次“反右”运动中，中央揪出吴晗、邓拓，各单位也要揪出小吴晗、小邓拓。抓不出，降低标志也要抓几个出来交帐。否则责难就会接踵而来：难道你们这里就是清水衙门？难道你们这里没有“阶级斗争”？弄不好，戴上顶“右倾”帽子是最轻的。

实际上，“二月镇压”中央也是主角。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并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出面捕人。被取缔的组织有九个。(参看上一节[注])全国性组织有夺中央之嫌，故必须取缔之而后安。正是由于中央也在大搞取缔，各地军方才更放心大胆地干了。

除“二月镇压”外还有“二月逆流”一说。照造反派们后来的说法是，“二月逆流”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首先挑起的。一月十七日谭震林、江一真(农业部代部长)在农林口操纵保守组织“农红总”搞了“假夺权”。又于二月初指使保守组织攻击“农革联”和农大“东方红”。继而把一些造反派组织打成“黑组织”、“反动组织”，令其解散，并将其一些成员打成“右派”、“政治扒手”、“黑手”，进行批斗。接著江一真等一批当权派便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谭震林的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一些中央机关部门和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部效仿，于是一股方向与前一阶段造反夺权迥然相异的风吹将起来，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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