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管以后，运动已呈行将收尾的形态，秩序日渐恢复往常。然而，如幽静的湖面卷起了波涛，如沉闷的旷野刮起了疾风，运动又异峰突起了。

   四月一日，“中共中央中发[六七]117号”文件公布。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四月六日，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三月二十一日下达），“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三月二十七日下达）也广为传抄、张贴。

   117号文件说，“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向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辑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击国防部，中央和中央军委并没有责备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分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区分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用解放初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用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对于犯了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四月二日的社论对“革命小将”大加赞扬。声称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四月十日的军委十条命令强调军队要爱民。关于“青海问题”和“安徽问题”的两个决定则是以上理论的具体运用。

   “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称：“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捕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八．二七’、‘八．二七革联站’、‘红革会’、‘工人造反联合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青海二.二三事件是反革命政变，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篡夺了军权，出动军队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残酷的镇压。”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一律予以平反释放。赵永夫立即拘押受审。其他几名协助赵永夫的团级军官张晓川等也隔离审查。

   几天之间，形势发生爆炸性的变化，被压的群众组织迅速复苏了。这几个文件以神奇的速度传抄、张贴。人民群众从窃窃私语到大声议论。“什么，这是真的？会不会是谣传？”“是真的！是真的！千真万确的中央文件！”啊！人们阴沉的脸色绽开了微笑，社会上沉闷窒息的空气被一股清新的疾风振荡。终于又是青少年学生首先出现在街头。他们刷出大标语“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毛主席又一次解放我们了”。在他们后面，工人造反派组织、职员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恢复起来。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寒冬即将消逝，铅幕般的天空被暖流撕开，露出瑰丽的蔚蓝色。人们欢欣，人们激动，感情丰富的人流出了眼泪。啊！毛主席，毛主席，您真是英明伟大，您真是我们的红司令。有些学校的学生，一夜之间全部戴上了袖章，第二天便开进城里，高唱语录歌，列着整齐的方队游行示威去了。

   四月的风云突变使运动产生逆转，但不是就此转向正常，而是有如失事的飞机更深地陷入螺旋式下坠，一直要坠到无底的沼泽中。

   几个文件的下达，使受压的“造反派”无限感激，而这种感激在那个年代就无可避免地化成个人崇拜。一个社会不讲民主，没有法制，只靠个别人的“英明”是不可能平衡的。军人的“二月镇压”极不得人心，不但受压组织的成员百分之百地反感和仇恨，即使是另一派组织占多数的普通成员也不称道。报复，乃是人类重要的感情要素。在正常的社会里，它除了受着人类理智的控制外，还受到社会法制的制约。然而，一旦人类处于感情代替理智，而法制又荡然无存的情形下，报复心理中合理的部分不能得到应有的满足，那将激起更大的仇恨，导致出种种非常的举动，从而给人类自己带来无限的灾难。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情形。

   一大批受压的“造反派”组织重新打出他们的旗帜后，第一个行动理所当然地把矛头指向军方。他们宣称自己是无限忠于毛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方对他们的镇压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求军方立即执行117号文件，立即给他们平反，向他们道歉，释放被抓去的战友。有些地方还指责军方支持了“保守派”，压了“造反派”，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甚至宣称本地军队里也有赵永夫式的人物。

   面对这种情况，军方一时颇感被动，但旋即又镇定下来。因为他们很快洞悉，毛的中央并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尽管他们搞的“二月镇压”远比去年六、七月份地方干部执行的“资反线”要厉害得多，但一般都没有受到什么责罚。他们心里明白，这是由于他们手中有枪杆子。自从六三年以来，毛就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可比那些地方上的当权派神圣多了。

   要威严十足的军方头目认错，谈何容易！象青海、安徽那样中央直接下了文件的地方倒还好办。青海赵永夫在搞镇压时夺了正司令刘贤权的兵权，现由刘出面收拾他，当然颇为顺当。安徽则调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筠去主持，事情也办。然而其他许多地方，如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一些省市，就比较棘手了。这些地方的镇压远不及青海残酷，目前还没有下专门的文件，军方便可多方狡辩，对“造反派”的叫喊投以蔑视的眼光。于是这更激起了“造反派”的愤慨，双方对立情绪更加严重。

   在新的形势下，“造反派”的组织不但迅速恢复而且壮大了，于是他们对军方的顽固态度除了著文谴责外，还敢于采取行动。如为了争取释放被捕的战友，五月初，河南和广州的造反派都进行了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造反派”，不甘示弱的军方自然要认真加以对付。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军方都普遍效仿北京城里的谭震林，扶植操纵“保守派”来抵挡“造反派”的锋芒。古时候，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擅长以夷制夷。现军方头目则大搞以民制民。当然，毛是精于此术的老行家。在这方面，他和军方可算有师徒之谊。“保守派”对于军方的支持自然非常乐意接受。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是不可消逝的。现在有了军方的支持，他们腰杆子硬了，感到胜券在手了。军方称赞他们组织纯、有政策水平，更使他们飘飘然，甜滋滋。为军方效力更起劲了。

   在湖北，军方扶植“百万雄师”，在广州支持“总派”，在河南支持“八大总部”、“公安公社”，在湖南支持“红色怒火”、“高司”，在新疆支持“一司”等等。让这些“保守组织”站在第一线与“造反派”对抗。于是在社会纷争中又多了一项内容：“造反派”与“保守派”互斗。“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每一个行动都进行干扰、谩骂、讥讽。如“造反派”集会，他们在会场附近装个大喇叭播语录歌；“造反派”游行，他们集合起来挡道；“造反派”写标语指责军区犯了错误，他们在旁边贴上一条“解放军万岁”、“军管成绩辉煌”；“造反派”进行绝食斗争，他们说：“绝食只能触及肚皮，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想向解放军施加压力，饿死活该！”气急败坏的造反派於是回嘴大骂他们“老保”，“臭老保”，“铁杆老保”，“过去保黑省委，现在保军区里的坏人”。保守派反唇相讥：“解放军就是好，我们保定了。”

   究竟毛宗派在三月底，开始转动运动的舵盘时有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类情况，我们不必去猜测，但可以推断：他们之所以要转动舵盘是有其苦衷的。既然去年六、七月份刘邓指挥工作组和各单位党委抓“右派”被毛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现在军队尊毛之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搞镇压又算什么呢？这一点毛无论如何要加以洗刷。这就是他在“117”文件中所说：“许多外地学生冲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责备他们，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刘邓等人还未“批臭”、“斗倒”，省市级干部里还有一些刘邓分子未被彻底揪出。如果对“二月镇压”认可，那群众运动会就此告终，清洗大业也就半途而废。因此群众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能让他们倒下去。《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的那一段话（见上一节）正是反映了这种心情。如果说“造反派”响应毛的“伟大号召”搞“一月夺权”并无正义可言，那么此时对军方的谴责和斗争则是正义的，因为这是群众反法西斯行径的斗争。然而毛却又对此颇伤脑筋。四月二十三日，毛在一个四川报告的批示上说：“现在另一种思潮又来了，那里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群众和军队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军队与刘邓渊源不深，而且对这些手握兵权的人务必要审慎。拉拢、安抚是毛的既定政策。仅仅是对象廖汉生、杨勇那样很少数极不放心的人才动手术刀。而今“造反派”激烈攻击军方，与毛的想法确实大相径庭。然而讨厌的是现在不便立即去斥责“造反派”，只得好言规劝，对“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并希望他们都能“走上正轨”。然而，糟糕的是，刚愎自用的军方和执拗倔强的“造反派”，都不体恤他用心之良苦，你来我往地斗个不休。群众从这次反复中获得了胆量。军方倒也是“有了经验”，他们纷纷去扶植“保守派”打头阵了。

   文化革命的派别斗争开其端倪于六六年九、十月份，明朗于六七年“一月夺权”，激烈于六七年四月以后。从此，派别之争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很有必要细致地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