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进入大武斗局面，时间略有先后。早的在五、六月份，大多在七、八月间。毫无疑问，武斗是“保守派”首先挑起，“造反派”被迫起而自卫。在政治舆论上占优势的“造反派”没有必要诉诸武力，只有“保守派”才需要它--讲不赢就打。在那些“造反派”与“保守派”分野比较典型的地方，也就是武斗比较酷烈的地方。如成都、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广西、江西等地。在一些“造”“保”分野不典型的地方则相对缓和，如南京、安徽、山东等地。道理很简单，尽管各地都毫无例外地存在两派，但“造”“保”分野典型的，“保守派”往往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歧视情绪。他们总认为自己这一方出身成份纯，理应居优越地位，而对方出身成份差，理应低眉顺眼。但客观实际极为不符合他们的这一情绪，因此使他们的怒火尤烈。这种典型的“保守派”在向“造反派”动武时，往往宣称他们是向“阶级敌人”开战，是镇压“阶级敌人”、镇压“反革命”。他们污蔑“造反派”中混有大量的坏人，有地、富、反、坏、右。说“造反派”残酷打击革命干部，仇恨社会主义，攻击人民解放军，企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干尽各种反革命勾当云云。以此为他们残暴横蛮的行为制造理由。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就是狂叫著“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口号，向“造反派”穷凶极恶地进行杀戮。很明显，“保守派”的这种情绪来源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敢于狂暴肆虐的胆量相当程度来自支持他们的军方头目。他们的这一行动是非正义的、反动的，是六六年八、九月间“红色恐怖”运动的再现和扩大。而“造反派”起而自卫是正义的！

   在武斗尚处初发阶段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了一个制止武斗的“六．六通令”，但其作用等于零。在此之后，武斗不但没有煞住，反而急速地激化和蔓延。首开大型杀戮的记录当推成都“产业军”。“产业军”是四川老资格的“保守组织”，它在重庆的兄弟是赤卫军，但后者早已垮台了。“产业军”不但坚持到六七年五月，还首创暴行之最。六七年五月六日，在两派的一次冲突中，成都132厂(军工厂)的产业军竟突然向没有武器的“造反派”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五、六十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成员李泉华也中弹毙命。

   河南的武斗遍布郑州、洛阳、开封、新乡。六月间，“十大总部”焚烧郑州国棉六厂红色大楼。洛阳“公检法”总部伙同拖拉机厂筹委会和洛阳“筹派”用大型推土机和吊车把技校“八．一六兵团”的红色造反大楼砸毁。楼内“造反派”死伤枕藉，接着又火烧洛阳一高“井冈山兵团”大楼。

   湖南“保守派”“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挑起了长沙“六．六”、“七．七”大武斗。

   六月四日，新疆发生米泉玛纳斯惨案。“保守派”动用八二迫击炮和汽油燃烧弹向“造反派”进攻，“造反派”死伤五百多名。

   武汉的残杀尤其酷烈。或许那里的死亡人数未必比其他地方多，但手段残忍，以刀砍，矛戮为主。使用这样原始的冷兵器，竟然都经常死人达两位数，可见武汉“保守派”下手之狠了。六、七月间的大型惨案有“六．一七”、“六．二四”、“六．三O”、“七．一一”、“七．一五”。其武斗之频繁，在当时几乎为全国之冠。据闻，五月下旬，“百万雄狮”从各单位的组织中，抽调近两万人，完全脱产，组成机动武斗队，进驻各据点。队员除工资照发外，每天伙食津贴八角，出动攻打“造反派”时每天发作战费二元。

   广州的“总派”也是典型的“保守派”，七、八月间广州亦武斗频繁，较大的有“七、二一”、“七．二三”、“八．一三”、“八．一八”、“八．二O”等等。不过，比较起来，广州“总派”对“造反派”的杀戳远不及四川、武汉等地残酷，其中有的武斗事件还是“造反派”主动发动的。如八月十八号，“造反派”攻打“总派”据点省总工会大楼。究其原因可能跟广州人性情有关。聪明、冷静的广州人才不轻易去充当炮灰。除了“联动”式的少数“主义兵”死硬分子外，“保守派”想多拉一些人去搞武斗也并非易事。

   武斗开始时，“保守派”居优势，因为他们是作了准备的。军方暗中向他们提供武器，进行训练，而且民兵组织又多掌握在他们手中--各单位政工、保卫干部多为“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他们可以动用民兵的武器装备。而“造反派”则是在吃了亏后仓促应战，没有准备，缺少武器，文化人对动武总是不大在行的。不过情况很快就有所变化，“保守派”横暴的行为激怒了“造反派”，他们之中的一些勇敢分子奋起迎击了。他们从军队手中抢了一些枪支弹药，在工厂里制造各种冷兵器，怀著满腔愤怒上战场。他们进行武斗也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宣称是在为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战，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宣称武斗是“保守派”在“走资派”的操纵下首先挑起的，企图用残杀吓倒“造反派”，以向中央施加压力，保“走资派”过关。刚好不久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一说（七月二十二日），于是他们更有了作战斗动员的囗号。

   “造反派”中参加武斗的有工人和学生，职员甚少，中学生又多于大学生。由于武斗往往是由“保守派”挑起，并且行为十分凶暴残忍，“造反派”又能及时地把“保守派”的种种暴行以大字报、传单公之于众，因此使“保守派”在一般群众心目中印象愈差。而且“保守派”那开口“镇压反革命”，闭口“横扫牛鬼蛇神”的调子，也早为一般群众所厌恶。随著武斗的延续，不少地方的“保守派”再也占不了多少便宜。他们武力上的优势也渐趋消失，“造反派”却士气高昂，社会舆论站在他们一方。譬如在广州，九月十一号总派游行，沿途群众均向他们大喝倒采，马路两旁的楼房上处处有人向他们扔垃圾。队伍在马路上没走多远，就被阻滞，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向两旁的群众开枪，扔手榴弹，造成多人伤亡，这更激起广大市民的憎恶。整个社会舆论都倾向同情、支持“造反派”，谴责、憎恶“保守派”“造反派”被打死了，会开隆重的追悼会，打伤了，到任何一间医院都可得到及时治疗，而“保守派”的善后工作做得很差劲。受了伤，只能往陆军医院送。不是其他医院拒绝接纳，而是几乎所有医院都是“造反派”观点占优势，他们自己不愿意去。

   六七年夏季两派冲突的高潮中，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在各省会级大城市的市区里“造反派”势力占优势，甚至占绝对优势。专区级中等城市次之。小县城更次，农村则绝大多数是“保守派”的天下。这个情形既然有其普遍性，当然也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大城市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而思想也比较活跃，不易使他们盲从，对文革前的官僚化倾向严重的社会秩序，对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不同程度的反抗意识。而且，大城市里知识分子集中，非红五类比重大，使为“保守派”奉行的经典式“阶级斗争”论缺乏社会基础。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在单位里由于一向境遇顺畅，是个既得利益者，因此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保守派”，但他的社会观点却往往会倾向“造反派”。 之所以这样一般有以下两个原因，一、他对社会有看法，但为自身的直接利益计，他还是在单位做出种种积极要求进步，主动靠拢组职的姿态，以取得领导的好感。二、他虽然自己一帆风顺，但他的某些亲人却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遭受迫害，这促使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社会。至于在许多“保守派”占优势的大型工厂里，许多被裹胁参加“保守组织”的工人，因受“造反派”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影响，也倾向“造反派”。白天到郊区工厂里上班，他们是个“保守组织”的挂名成员，晚上回到市区的家里，却成为“造反派”某些观点的赞同者。还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城市里许多工人并非血统工人出身，“保守派”引以为自豪的“红五类”论对他们没有多少吸引力。同样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等城市次之，小县城更次。至于农村，农民的生活其实很苦，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分析力、洞察力都相当低，几乎没有思想，对外界世事孤陋寡闻，因此他们极易被欺骗。农村里的各级干部拥有巨大的权威，在那里两千年来的封建秩序依然故我，农民对干部的一切号令只有绝对服从，任其驱使，而农村干部无疑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拥护者。于是他们率领着千千万万的盲从农民使农村成了“保守势力”的坚强堡垒。

   还有一个原因是省委和大城市市委的书记们大多数已倒台，其中有的还是中央点了名的。这就使大城市里的“保守派”一度失去凭藉（后来他们投靠军方），而中、小城市的市委领导尚有一定的活动能量。事实上，这些中、下级领导干部也不是毛宗派的清洗对象，于是中、小城市“保守派”的阵脚此较稳固。

   第三个原因是专区军分区、县人武部的军方头目支持“保守派”来得比大军区、省军区的头目们坚决得多。这一点跟上两个原因是相辅相成的。

   武斗起后，小县城里的“造反派”吃不住打，便往专区中等城市跑，专区如果也吃不住，就再往省会里跑，从而更造成了大城市里“造反派”的人数众多。于是“保守派”头头们便拾起毛在三十多年前讲过的一句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组织大量的农村武装民兵向“造反派”占优势的大、中城市或县城进攻。他们对农民说：“城市里右派翻天，被反革命分子占领了”，“成了牛鬼蛇神的黑窝”。号召农民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去“镇压反革命”。没有文化的人容易盲从受欺骗，而且行为粗野。他们既会无条件地绵羊般地驯服于统治者，也会在统治者的驱使下，变成凶残悍勇的豺狼。在学生、工人的“保守派”武斗分子打不开局面时，农民们便被军分区、县、公社人武部的头目们浩浩荡荡地调上战埸。六、七月间，湖北、四川、广西、湖南、江西、河南、浙江等很多省份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至毛的中央不得不于七月十三日下了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内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口号镇压革命造反派”，“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反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里面还针对性地规定了一条“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农民的参战，使武斗的局面更加残酷。由于同为一城市的居民、学生、工人，“保守派”在攻击“造反派”时往往会有点顾忌。而外乡农民则不然，他们毫无顾忌，包围起来就大杀大砍，甚至烧房子、抢劫。两派武斗变成了两国交战中的围城役，迫使城内的一般居民都跟“造反派”配合起来守城。因为一旦被农民攻入，那些野蛮人可不会跟你分清谁是造反派，一般居民照样会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