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宗派一再声色俱厉地训斥“革命小将”，甚至严惩王、关、林以谢天下，但并不打算过于责罚“造反派”。周恩来还在九月十六、十七号的会议上一再说：“不要把五一六”问题扩大化，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那么几个坏头头。”“不要揪群众，不要扩大化，这派在那派里抓。那派在这派里抓。”“不能因为批了极左思想，搞‘五.一六’，老保就翻天。”这里周所指的“老保”，自然是在此之前已被确定为“保守派”， 并瓦解了的。如武汉“百万雄师”，四川“产业军”之类。周的这些话反映一种审慎求稳的心理。因为如果让这些组织起来翻案，那又势必天下大乱。而在此之后，则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被定为“保守组织”了。

   九月下旬开始，电台、《人民日报》及各地革筹会和军管会都大张旗鼓掀起了一个学习毛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等地区所作的指示的高潮。这些指示表明毛的策略有重大转变。其一，否认大联合中“以我为核心”，这显然是针对“造反派”的。因为当时“造反派”还认为自己是响应毛的号召，积极投身文革有功，若要“大联合”，便应以其为核心。“造反派”中的名牌组织更是认为如此。其二，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并轻描淡写地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也是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这表明毛己决定要以新的政策来处理群众两派斗争。由于“七.二0”事件还刚发生了不久，毛在这里还不得不保留了“保守派”一词。而此后则一律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再划分“保守派”。自然，货真价实的“保守派”也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保守派”，他们从来都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就更可以大言不惭了。其三，强调解放干部。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其四，警告“革命小将”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并号召“革命小将”“造反派”“要斗私批修”。为什么有可能犯错误？因为毛的政策改变了。“革命小将”、“造反派”们若不随之改弦易辙，就会撞板。譬如毛要大批解放干部，而你们却老揪住不放；毛要把两派都视为革命群众组织，而你们即坚持要打“老保”；毛要实行平衡政策，而你们却要坚持以自己为核心。如此有忤圣意，当然是大错特错！为何要错？私心作怪。颇有预见的毛便同时发出了“斗私批修”的号召，此后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一部分“革命小将”、“造反派”果然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毛宗派最后只得对他们实行手术治疗了。

   毛这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变更是有其缘由的。对于“保守派”过去的表现，毛当然不满意，如果都像他们那么迟钝，墨守成规文化大革命怎能搞的起来？刘、邓、陶等一批异已岂能清除掉？不过毛又十分清楚，这些人之所以“保守”并非立意要跟自己作对，恰恰相反，倒是对自己太忠诚。他们是把当地的省、市委都看成为自己忠实的的部属，才加以保的。殊不知那里面正有自己要加以清除的人物！真是又可恨、又可爱！而后来当他们理解了自己的意图就再没有死保了。其之所以仍与“造反派”作对，那是“造反派”要打“老保’之故。因此，到这一阶段，应从根本上改变政策，不能，也不必要再把他们划为“保守派”加以冷遇了。事实上这些人正是自己政权体制的基本群众哩。至于“造反派”，功劳自然是有的。但其中确实鱼龙混杂，动机各异。既不乏自己真正的崇拜者，也会有怀着各种私心杂念起来“造反”的人。而且现在他们往往居功自傲，不听招呼，很有必要让他们吃点镇定剂，否则日后更难驾驭。毛这一政策的改变确为一举两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联合时不能自以为核心，双方彼此彼此。既抬高“保守派”的地位，以慰其心，又煞住了“造反派”的骄傲以便控制。

   对于干部，毛也感到解除其困境确为当务之急。当初发动群众运动旨在清洗从中央到省、市级的一批附刘分子。但群众运动一搞起来，那些非附刘分子和大量的中下级干部也大触霉头。当时，为广泛发动群众计，只好让他们暂时委屈一下。现在当然应该妥善处置了。为什么这些不是自己清洗目标的干部也会被群众的怒涛冲倒？毛解释说：“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这些话讲得还算对，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不过始终没有深入到事情的本质，没有看到这是官僚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因此也就空洞地开了几条药方：“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有人认为毛发动文化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要反干部中的官僚主义。这显然是缺乏根据的臆测，事实上，起初他并没有预料到广大中、下层干部，会弄得“很狼狈”，而事后也没有认真加以研究，寻找“搞好干部和群众关系”的真正途径。反官僚主义，那种空洞的“夺权”是没有实效的，反官僚主义必须从制度上去加以改革。没有实效的，他搞了；必须做的，他没有做。这能说他目的之一是反官僚主义吗？实际上，文革中的反官僚主义只是毛发动运动的副产品。是广大群众在被毛利用来进行政治清洗时，带着自身的爱憎、要求、利益而自发掀起的运动。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六七年一月上旬，从六七月四月到八月，“造反派”造反行动的正义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当然在那群情汹涌的日子里，群众的行动也有过火之处，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现存社会条件下的反官僚不应以粗糙的群众运动方式去进行，而应以稳健的社会改革方式来完成。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真正使一些干部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并非来自群众的反官僚怒火。那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干部间派系倾轧、权力争夺所造成的惨剧。只有很少数是在狂热红卫兵所进行的粗暴行为下发生的事情。这些情形大都发生在社会上。而群众的反官僚行动则大都在基层单位内，即使有过火之处也远不酷烈。

   从一九六七年十月左右开始，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段长达九个月的僵持胶着时期，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开始的大镇压才告结束。这段时期社会矛盾愈加复杂化、多元化、深入化。虽然较少以前那激烈的场面，但有些社会症结却揭示得更深刻。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表明毛宗派已再不愿让学生们在社会上冲冲撞撞了，要他们回到自己的校园中去。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称：“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革命三结合的建立。”

   这两个文件为“保守派”所欢迎，而为“造反派”所反感。“心如平原跑马，一放难收”，在社会上冲得怪有兴致的青少年们，要他们马上回到教室里去，并非易事。而且“造反派”在社会上的声势很大程度上是靠学生们造出来的。如果他们被书本捆起来，那将对造反派相当不利。

   跟“保守派”平起平坐地进行大联合，“造反派”已是满肚子不乐意。在舆论上、声势上、甚至人数上（大城市里）都处于劣势的“保守派”凭什么跟我们坐得一般高？然而想不到，不但要联合，还要来个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联合，这真是欺人太甚了。

   其实，“保守派”的劣势只是表面上的。舆论和声势并不能起决定作用，而人数上，在一些大工厂中，“保守派”仍然居多数，尽管里面有大量挂名成员。尤为重要的还不是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所处的地位，所掌握的权力。“保守派”的骨干分子们大都在单位里据有一定的职务，或是人事、政工、保卫干部，一旦回到科室、车间、班组里，他们的优势就表现出来了。所谓按系统、行业、班级进行大联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恢复以往的社会秩序。“保守组织”的头头骨干们便可以他们的行政职务出现在联合中，而大多数身为平民的“造反派”，就处于被动地位了。并且，这样的联合意味着“造反派”在社会上的组织被掏去了基础，名存实亡。往日“造反派”能在单位里与握有各种权力的“保守派”抗衡，全仗社会上有个号称数万以至数十万的“造反派”大组织。一旦这个组织不复存在，那他们就失去了凭藉。“造反派”的头头们也是如此。如果他手下的人马都回到单位里去不再受他们的指挥号令了，那他们还能当什么头头？在社会上的两派角逐中，他们还有什么力量？“保守派”头头倒并不这么担心，因为单位领导跟他们是有交情的，亏待不了他们。更何况他们许多在单位里本身就担任着某一职务，握有某些权力。

   中央这两个通知始终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除前一个尚有具体条件不具备的因素外，主要是由于“造反派”的抵制。当然许多地区，许多单位也敲锣打鼓地搞了所谓联合，但只是形式上而已，各自都抱着原有的组织不放。一向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的“造反派” 此时跟“伟大领袖”抬杠了。

   在大武斗被控制，局面相对稳定后，毛中央便着手具体解决各地问题。方式是召集各地两派到京办学习班，开会订“拥军爱民”，“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之类的协议书，成立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各省代表到京办班时间先后不一，从六七年九、十月到六八年初都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开始了。

   由于矛盾复杂化，有必要把一些各具特点的地区分开来叙述。

   除在六七年初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几个省市外，典型的“保守派”组织终于垮台的省份有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其中湖北的“百万雄师”垮得最彻底。而垮得最早的是四川“赤卫军”、“产业军”。河南的“公安公社”，湖南的“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高司”等大约也在“百万雄师”前后垮台。按说，在这类“保守派”跨了台的地方事情该好办，“造反派”掌权就是了，然而情况大不如此。

   中国各省有个相同点，就是省会即是本省最大的城市。而四川则是个例外。除成都外，还有个重庆。在平常的岁月里，这倒无所谓，但在文革中却颇招麻烦。早在六六年八、九月间，四川“造反派”就起来造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反，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李井泉、廖志高。当时重庆成立了以工人为主的“赤卫军”，“纠察队”，旨在镇压起来闹事造反的学生，保西南局和省委。至六六年十一、二月间，这些原始老保宣告垮台，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控制了重庆。六七年一月夺取后，二月镇压接踵而来，微妙的是重大“八.一五”并没有被镇压，反而与重庆地区的驻军五十四军关系颇佳。而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却受到压制。于是这些组织后来便串在一起成立“反到底”。指责重大“八.一五”蜕化堕落成了“新保守派”。四川的省会是成都，其城市规模与重庆相当，而繁华程度稍逊。成都著名的“造反派”是川大“八．二六”。在六七年五月份曾遭“老保”产业军镇压，旋即“产业军”垮台，“八．二六”派扬眉吐气。六月成都军区改组，并发表公告为川大“八．二六”平反。中央调西藏军区政委张国华任成都军区政委。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任司令员。但是在成都却有个名叫“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造反派”组织（简称“红成”），跟“八．二六”抬杆。“红成”力量颇大，在几间高等院校中占优势。社会上的组织纷纷向“八．二六”或“红成”靠拢，渐渐形成了“八，二六”派和“红成”派。这两派分歧来由相当复杂，而公开的焦点是对刘结庭、张西挺两人的看法。刘、张二人为夫妻，文革前系宜宾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曾多受李井泉、廖志高等人的排斥打击，文革时起来支持“造反派”，遂成“革命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毛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并指定由张国华、梁兴初、刘结庭、张西挺四人组成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八．二六”派对此决定拥护，而“红成”大有异议，认为刘、张无资格参与其中。重庆“八．一五”派意见与“红成”派同，重庆“反到底”派观点与“八．二六”同。在重庆是“八.一五”派占优势，成都是“八．二六”派占优势。四川这不相上下的两个大城市遂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尔后，四川出现了极其酷烈的武斗局面。“九．五”命令下达后，仍不能控制，甚至愈演愈烈，及至六八年亦连绵不绝。至此，四川的派性斗争已离开了原来意义的“造反”与“保守”之争，成为当地“军队干部”和“革命领导干部”争权夺利的工具。驻重庆地区的五十四军首领蓝亦农、白斌等人觊觎刘、张的位置，乃支持（实则是唆使、操纵）“八．一五”派反刘、张。驻成都地区的五十军则支持“八．二六”派保刘、张。而武斗之所以持续酷烈盖因各自都有军方支持，枪枝弹药充足。据称在武斗中机关枪、火炮应有尽有，实为“百万雄师”的冷兵器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