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新思想的火花

   六七年底以后，各地都有一些“造反”分子陆续喊出了“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口号。这一口号非同平常，它反映出这些“造反”分子思想上的升华，显然他们已经渐渐感到自己不过在充当某种政治工具。一旦他们想自主自己的行动，就会受到某些大人物的掣肘责难，甚至打击。比如上海的“红革会”，由于炮打了张春桥便遭厄运。在揪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注]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对本单位的厂长、书记揪住不放，陈伯达在七月初说：“军代表在工厂里要帮助革命派解放包括厂长书记这样的大量干部，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他说得倒轻巧，如果这些厂长、书记都重新官复原职，那批判过他们的“造反派”今后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因而他的讲话势必引起“造反派”的反感。

   “极左思潮”还有一个重大的触发点就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并非仅仅《红旗》杂志这样号召，明明《解放军报》也讲过，林副统帅也讲过，江青等同志也支持过，而且军内确有一小撮。他们操纵“保守组织”攻击甚至屠杀我们革命造反派，难道就不应该揪他们？为什么一会说要揪，一会又说不该揪，搞得我们晕头转向，这算什么放手发动群众，简直把群众当成“阿斗”来操纵！

   许许多多的事实使一些“造反派”逐渐明白某些大人物完全是要把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纳入某种范畴和轨道。于是一些不甘处于机器、工具地位的“造反”分子反感了，他们愤然喊出：“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呼声。

   无疑，这个口号震动了毛宗派，因为最大范围运动群众的正是他们。他们打着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的旗号，蒙蔽操纵人民群众去为他们的政治清洗服务。当群众一旦有了自己的思考，有不符合他们目的的要求的行动时，他们就要出来“纠偏 。这在他们看来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如今少数“造反”分子竟然喊出这种口号，意味着想摆脱他们的控制，要擅自行动，这还了得？真是逆忤之至！于是毛宗派把一顶叫“极左思潮”的帽子狠狠向这些“造反”分子扔去，并发动群众批判之。尤其发动那些“造反派”中的“紧跟派”去批判，这本身就是运动群众的又一例。

   “极左思潮”在各地“造反派”中蔓延。广州“红旗派” 中的一些坚定分子便是这种“极左思潮”的持有者。随着运动的进展，“极左思潮”有了愈来愈深刻的内容。六八年武汉“造反派”中出现了“北、决、扬”，即“北斗星学社”、“扬子江评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上海出现了“反到底”兵团。他们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批“当权派”和派性斗争的框框，把目光投向社会更深的地方。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里，这些勇敢的年轻人开拓了新的思路，一束新思想的火花闪烁在他们的脑际，尽管这一新思想比较幼稚，还不清晰、不系统、不成熟，但它们的出现却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在那个政治迷信和个人迷信无比猖獗的年代，能有这样的青年，能出现这样的思想是多么不简单、多么值得赞叹！

   “极左”思潮最尖锐的表现当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该文据说是长沙一中高二学生杨曦光所作，并作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的政治纲领。现摘录该文几段如下：

   “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阶级的社会去，现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它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政的政权形式……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现出热情……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份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份官僚，因此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那实现。”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须触动军队。中国既已形成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在这种社会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还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和地方走资派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是使文革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治透迤曲折地变成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星移斗转，许多个春秋过去了。岁月的尘埃掩盖不了这铿锵语言的光辉。今天，我重温这些文章，仍不禁会心潮澎湃。虽然我们不尽赞同里面的某些提法，但那闪烁在字里行间的火花，却犹如划破寂夜空的闪电，耀眼夺目。

   “极左派”的杰出人物都先后遭到严厉的镇压。他们有的在漫长的囚徒生涯中耗尽了青春；有的被子弹夺走了生命。尽管他们的观点理论仍有粗糙、幼稚乃至谬误之处，但他们那勇于探索的精神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革命品格永远值得我们赞颂尊重。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都应该永远记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批年轻人--“造反派”的精华和骄傲，为探求真理寻找救国之途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注]毛中央于六七年三月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实际情况是一九三六年被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共产党员，按刘少奇、张闻天等的指示，履行自首手续出狱，而后立即重新参加工作，此可算斗争策略，但在文革中毛宗派藉此加以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