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十二) 大镇压

是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布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二十一天后又发布关于处理陕西问题的“七．二四”布告。两个布告的内容都是命令武斗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撤离据点，交还抢夺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恢复铁路正常运输。各派中的坏人由各派群众自己清理等等。毛中央还宣布这两个布告的精神对全国都适用。以执行这两个布告为由，军队开始了残暴的镇压行动。

本来，类似的指令早已一再发过。六七年六月发布过禁止武斗的“六．六”通令。七月十三日下达过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告。九月五日下达禁止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这些指令下达后，武斗并末煞绝，但亦没有发生军队藉口执行这些指令而大规模实行镇压的现像。而今情况大异，原因何在？

六七年大武斗被基本控制后，毛中央陆续召集各地两派赴京办班订协议，对各省下达专门的“决定”。其中就成立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项。各地经过两、三个月到五、六月左右的扯皮，陆续成立了省革委会。

内蒙十一月成立。

天津十二月成立。

江西、甘肃、河南六八年一月成立。

湖北、河北、广东二月成立。

吉林、江苏、浙江三月成立。

湖南、宁夏、安徽四月成立。

陕西、辽宁、四川五月成立。

“省革委会”被誉为“新生红色政权”。它的建立意味着毛宗派在该省的政治清洗业已完成--旧省委、省人委中都有一部份干部末被结合入革委会，尤以各省第一书记首当其冲。除黑龙江的潘复生外，几无一幸免。当然，或许那大批下台的省级干部并非真的都是毛宗派心目中的清洗对象。他们很可能只是作为无辜的政治牺牲品被抛弃或在权力倾轧中失势，然而，无论如何，革委会的领导成员是经毛中央批准的。这一事实巳为毛宗派所认可。因此革委会的建立也就意味着“文化革命”该结束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该恢复起来。工人、职员、学生全都应各就各位去勤操本业。党团组织也要重树其权威。然而，讨厌的是各地总有些群众组织对“新生红色政权”采取怀疑、挑剔、乃至否定攻击的态度。他们说革委会里有变色龙、投机家，有末亮相的干部、镇压群众运动的坏人。他们指责革委会排斥了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他们甚至攻击革委会是右倾投降、右倾复辟的产物，应该改组或推倒重来。他们公开反对某些被他们斥之为不正确、不公正的革委会的决议。他们结合进革委会的头头常常拒不参加会议。凡此种种使社会局势仍然动荡不安。革委会缺乏权威，不能实施其职能。而且各基层单位的革委会也迟迟建立不起来。尽管官方一再发动宣传攻势，但派性山头依然林立，而“造反派”的头头们也正是凭藉着这些山头跟革委会里的大人物分庭抗礼。在省以下的专区，县里也广泛地存在类似情况，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几个省份的革委会一直成立不起来，筹备小组不知要筹备到何时方了。

各级革委会的首脑大都是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的头目。这些惯于下命令，要下属绝对服从，脾气暴躁的军人是不能容忍某些群众组织的狂妄自大不听招呼的。他们一方面向毛中央告状，一方面进行压制。方法仍是操纵拥护革委会的一派组织去攻击反对革委会的一派。指责他们“反党乱军”，“炮打三红”。于是两派争端又日渐激烈，武斗时有发生。显然，在这场斗争中打着“拥军”、“卫三红”的旗号，维护革命委员会的一派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舆论上都占了优胜地位。社会局势又恶化了。军方头目们向毛中央把眼一横，手一摊，好吧，又搞成这个样子了，你们看该怎么办吧！

广西的情况尤其激烈。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中央下达“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指定了省革筹小组的人选。但两派斗争激烈，省革委会一直成立不起来。广西两派也是典型的“造”、“保”之争。“联指”保韦国清，“四．二二”反韦国清。“联指”有明显的保原有社会秩序的倾向，“四．二二”则反之。“联指”在农村占优势。“四，二二”在大中城市占优势。韦国清究竟是不是毛宗派的清洗对象，实难洞察。韦原任省委第一书。全国凡任此职者除潘复生外均被免职，难道韦会是第二个幸运儿？毛宗派凭什么对他要特别有好感？须知韦是当年邓小平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时的参加者，老部下。然而毛中央却是在“决定”中白纸黑字地确定韦为省革筹小组的组长。韦和广西省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甚合得来，并都支持“联指”派。省军区以下的军分区，人武部也均如此，致使“联指”后台尤强。即使韦在毛宗派的心目中不属刘、邓分子，但看到他如此雄据一方也是会心有忐忑的。毛有一个被他自已称之为“掺沙子”的战术，用以改变某些令他不放心的结构。六七年毛宗派指令孙凤璋率五十五军一部、郝忠云率四十七军一部入桂支左。这两支部队所到之处均支持“四．二二”。后孙、郝二人均被指定为省革筹小组成员。毫无疑问，孙、郝立即被“联指”攻击为支右军。

六八年开春，“联指”派首先向各县城的“四．二二”展开进攻。这些攻击充分表现出“产业军”、“百万雄师”那类典型保守组织的横蛮性、残忍性。他们根本讲不出什么道理，一味谩骂“四．二二”是反革命、牛鬼蛇神，妄图打倒革命领导干部等等，然后动用武力实行征战。

无须多少时间各县的“四．二二”均被荡平，县革委会便也纷纷成立起来。毛不是说过一派不灵，两派才灵吗？广西就是一派灵了。这些革委会几为单派会。嗣后“联指”便结集力量向南宁、梧州、柳州、桂林等几个“四．二二”占优势的城市下手了。不是蒋介石反攻大陆，不是外国入侵神州，不是异族征服中华，在自己的国度里，在同一面国旗下炎黄子孙之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极其惨烈的围城役。“联指”在进攻时往往动员数县以至十数县的武装民兵。（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民兵）配备有大量的自动枪和各种火炮。四月中旬，数万“联指”兵围攻梧州，“四．二二”坚守三星期，全城陷落，双方死伤累累。一些街道被夷为平地。“四．二二”上千人被俘。“联指”对被俘者任意拷打屠杀。被俘人员的队伍在押送途中，“联指”成员任意将其中一些叫出队列就地枪毙或用刀劈刺。许多家属小孩也同遭杀戮。其残忍程度有如当年日寇屠南京城。柳州、桂林的攻守战也极为酷烈。桂林“老多”，为“四．二二”之中力量最强者。“联指”终末攻陷，方免遭屠城之祸。孙、郝二部虽支持“四．二二”，但终不是省军区的对手。后者可通过其属下的各级人武部调集大量农村民兵，而前者无此能耐。

广西两派如此恶斗真的全出于对韦国清个人的革与保？难道韦对那么多人有个人恩情，又对那么多人有个人仇恨？

文革既起，身为广西之冠的韦树大招风，一批群众起来攻他亦属平常。全国各省的第一书记皆面对这种局面。但出于韦顽强的性格和异乎寻常的实力，他坚决进行抗击。在架住了第一轮攻击后便稳住了阵脚。在事态发展中，所有出于种种原因对原有社会秩序持不同程度否定情绪的人都逐惭集结在反韦的旗帜下，因为韦是那个秩序的在广西的总代表。而这个道理的逆方向，则集聚了保韦的人群。两派斗争加剧，使仇恨日益加深。一个重大的问题逐渐清晰地摆在他们面前：如果失败了，那今后将有遭不尽的劫难，吃不尽的苦头，故此必须斗下去。实质上他们都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只不过其中一些人保卫的是正当的理应得到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却有悖于原有社会秩序，另一些人则是除应得的利益外再加上其他某种利益。而这些利益却是符合原有社会秩序的。如果排除了这个重大而又比较隐蔽的因素，就不能圆满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那么惨烈的攻守战。意气用事、复仇的恶性循环当然也是因素，但在多数成年人的头脑里它毕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愚昧粗野的农民被他们的统治者驱上战场是不足为奇，但若全无那个重大而隐蔽的因素存在，“四．二二”的骨干分子们又何必在真枪真炮面前硬顶呢？高举双手说一句：“我们改变观点，同意韦国清当主任，同意所有你们保荐的干部进革委会”，不就罢干息戈，性命平安了吗？

五、六月的攻战不能踏平全省“四．二二”。有些地方的“四．二二”为了自卫，又抢了军用品，连援越物资也抢了，有些铁路线交通断绝。为此中央发布“七．三”布告。由于布告上并没有点哪一派的名，“四．二二”仍然进行抵抗，还贴出标语说：“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然而此时毛宗派已决定要出卖“四．二二”了。尤其使毛中央恼火的是援越物资运不去，国际上大有人讽刺其无能。毛宗派明白，广西两派恶斗至今，互不相容，终要镇压其中一派局面才会稳定下来，这有如一年前之武汉。压“联指”？不可能！因为它是韦所倚仗的。六七年十一月的“决定”已确定韦为省革筹小组长，那么只好让“四．二二”去遭殃了。

由于几个月来，全国好些省份的“造反派” 都深感受压前途叵测，便于七月中旬联络在北航开会，商量对策，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通讯网和全国“造反派”的联络部。此事被康生手下的秘密警察探知。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谢富治、吴法宪、姚文元等人倾巢而出，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大人物们面色严峻，一开会就劈头盖脑地向“四．二二”厉声斥责，不听申辩，不由分说，你骂几句，我喝几声，全然不是接见，简直是在批判。骂间，命令“四．二二”立即全面执“七．三”布告，否则就是反革命。此外还着重提到北航黑会。

吴法宪说：“他（指武传斌--笔者注）有什么资格召集全国十几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力，谁给你的任务？”

陈伯达还说：“你们造谁的反？你们要假借名义造无产阶级的反”。

周恩来说：“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康生说：“旗派的头头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周恩来说：“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

这个会议内容立即被各地，尤其是两广的官方大量印发。广州旗派之所以会在极短期内人心涣散，全线动摇，彻底垮台，这极其恶毒无耻的诬陷是对他们最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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