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集：(三）错纵复杂的社会矛盾

干部阶层内部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整个干部阶层跟毛之间。毛其实是整个干部阶层的代表、首领和象徵，怎么它们之间会有矛盾呢？这是因为毛发动这场清洗运动虽以刘分子为主要目标，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都受到来自群众怒潮的冲击，使他们的权势、地位、荣誉都受到否定或削减，使他们的精神、身体都受到损伤，“好端端”的社会秩序被搞得混乱不堪。“刁民”们乘机而起，一片“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他们怎么能不埋怨毛呢？你要清除刘少奇那些人，我们不反对，可为什么要搞这么大一场运动，弄得我们都跟着吃尽苦头。不过怨恨之余他们还是有点感激之意。因为如果不是靠了毛的决断，运动岂能这么迅速收场？那些“刁民”岂能如此服服贴贴地就范？毛最终还是维护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荣誉。

干部阶层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形式是权力争夺，派系倾轧。其最高层已明显形成三个派系：林彪集团、江青集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掌管国家行政、经济等各项事务的老干部。这三大集团互不相容，都力图扩大其势力。它们之间的斗争使社会局势险象环生，若不以一派取得全面胜利，国家便永无宁日。

在地方各级干部中，存在着更为广泛复杂的派系倾轧，其中除以政治因素为主外还往往带有个人恩怨的成份。这倾轧首先表现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之间。类似中南局干部闵一帆、车学藻等人与黄永胜不合，并有与之争权之意而遭黄毒手弄得家破人亡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军队干部骄横不可一世，自认比地方干部要高一等，到处膨胀自己的权力，抬高自己的地位。地方干部妒嫉他们，也看不起他们。在各级党政机关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大多很不协调，有的甚至很紧张。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终究要把王效禹搞垮自己上台而后快。军队干部压制地方干部，排挤他们。地方干部也往往暗中拆军队干部的台，或在他们碰到棘手事务时幸灾乐祸地袖手旁观。至于那些倒台、失势的地方干部对官运亨通的军队干部更是充满敌意。

军队干部之间亦非铁板一块。以内战时期的几个野战军为基调形成几个大山头，其下还有许多中小山头。一个省如果驻有两个军，那往往是惹麻烦的。野战军与省军区也常常闹矛盾，缘由无他，多出于军方头目彼此的夙怨、嫉妒或都想坐上省革委会主任的交椅。还由于毛搞渗沙子战术，从外地调“支左”部队进驻某省，造成外来部队和原驻部队之间的摩擦。文化革命中许多军方头目之间已闹到冤家对头的地步。如：农垦部部长王震与副部长萧克、陈漫远素有不合。早在运动初期他们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恶斗。萧、陈操纵一些红卫兵向王发起攻击。他们下放一些材料给这些红卫兵作炮弹。大字报、大标语向王猛扑过去。说他如何称王称霸，打击其他领导干部，虐待下级，腐化堕落，乱搞女人。甚至有红卫兵抄王的家，要拉他去批斗，一时把王搞得十分狼狈。但王亦非一筹莫展，他也通过一些渠道拉拢另一些红卫兵，依靠这些红卫兵向萧、陈二人进行反击。于是另一批大字报，大标语又向萧、陈二人扑去。“萧克、陈漫远在历史上是一惯反毛主席的”，“是走资派”。两派红卫兵闹得不可开交。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等几人曾于六七年初就想搞垮陈再道夺取军区大权，但被陈击败。后陈倒台曾思玉继任。李又与曾不合，终倒台。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湘炜等人与黄永胜等不合并有觊觎其位之意，被黄斗垮，李、湘之类敢有此行动，可能在中央军委里亦有支持者，但终不敌曾、黄等人的实力。

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等人的垮台最令人吃惊。三月二十七日，北京召开十万军民大会，江青、康生、陈伯达发表讲话，宣布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犯了严重错误，予以肃整。在江青等人的讲话中，罗列了杨、余、傅三人的许多罪状。诸如“王、关、戚的后台”，“树个人权威”，“开了两部卡车到中央文革抓人”，“为刘邓路线翻案”，“为刘邓陶翻案”云云，这些罪名有些是无稽之谈，有些闪烁其辞，显然里面有种种内幕。“清官秘史”让知情人去写吧。我们还是从林彪的一段话中找点显而易见的东西。林彪说：“如果照他（指杨成武--笔者注）那一套，就要把谢富治、吴法宪拿掉，发展下去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也都得拿掉，所以我们不能采取他的做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我们权衡两个方面，不是打倒别人，而是把他们打倒。”我们这些老百姓不可能洞悉这些军队巨头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但我们有理由认为林的这段话可信程度比较高，反映一些事实。从这里可以窥见军队内部的争斗之激烈。正是由于这样，林彪集团才会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感叹：“军队内部情况复杂”了。

地方干部之间也存在著极为广泛的矛盾。在某些地方文革前已存在有宗派斗争。如本地干部跟外来干部不和的地方主义情绪；军队转业干部与原地下党干部之间的摩擦。经过文化革命的动荡，原有各种矛盾更加复杂激化了。运动中一些干部各自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这里面不无政治投机的成份，他们的政治命运往往也随着自己所支持的那派群众组织的兴衰而沉浮。文化革命结束后，那些在“新生红色政权”中春风得意的干部与不同程度失势的干部之间很自然地存在隔阂、鸿沟，甚至敌意。

一九六九年，由工程兵政委调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说：“革命队伍内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很严重，当前集中表现就是分裂主义思潮。”这段话中的一部份显然是针对干部阶层内部而发的。七一年，谭被人神秘地暗杀。可以推测，潭绝不是死于经典的“阶级敌人”之手，而完全会是干部阶层内部争斗的产物。

干部阶层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它的上、下层之间。上层的物质享受远此下层优裕，而且上层又往往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把某些过失归咎于下层，从而引起下层的不满。不过，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矛盾，与文化革命没有特殊的因果关系，故不多作探讨了。

总之，经过文化革命，整个干部阶层从上到下，宗派情绪较文革前严重得多，深深陷入了派系倾轧。连一个工厂或其他类型的基层单位里领导人之间也往往为争夺权力而挖空心思绞尽脑汁，都大耍培植一帮亲信势力，排挤异己，树立个人权势的统治权术。

在干部阶层内部矛盾中，唯一有点积极意义的是：毛的大清洗引起了一些高级干部的反感。这种情绪经过凝聚、提炼和升华，使中共党内逐渐萌动了新的进步的因素。

人民群众内部也有矛盾，这主要由两方面造成。一是由运动中两派斗争延伸而来。尤其是因为有六八年的那场大镇压，在某程度上充当了镇压工具的群众与被打击的群众之间存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弥合的伤痕。这里面还有大量个人恩怨的成份。二是由于军人政府竭力推行血统论，蓄意在人民中制造等级、制造分裂所至。它唆使一部份人民去歧视、打击另一部份人民。这另一部份也必然对前一部份怀有戒备，嫉恨。社会上弥漫着一股越来越浓厚的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甚至互相仇视的气氛。你提防我背后去告密，我提防你转身去打小报告。人人都森严壁垒、言不由衷。领导人员则利用入团、入党、提拔之类网罗一些人为自己效力。单位内的“甜头派”和“苦头派”之分野较文革前更清晰。不过，随著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人民内部这些矛盾的总趋势是缓和。天长日久，伤口会渐渐结痂，世事的发展也会使许多人渐惭清醒过来的。

军人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表现得颇为微妙。表面上，人民群众是被镇压下去了，没有轻举妄动，没有越轨的行为，他们都在循规蹈矩地过日子。但其实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暗中不断地积累加剧。有镇压就有反抗，反常的沉闷只是台风来临前的状况罢了！

当然，在军人政权的法西斯高压统治下，人民群众确实一时难以作正面反抗，然而还是有些人敢于采取某些比较曲折的方式进行斗争。他们打着忠于毛，忠于党，拥护党中央的旗帜，引用毛的语录，利用毛的某些讲话或中央的某些指令，向行为尤其恶劣的干部发起指责。尽管这种斗争一时没有多大成效，但也使那些官僚分子颇感棘手，因为如果是以直接对抗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方便多了，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杀、关、管就是了。

由于在运动中一些干部曾利用群众运动作争权夺利的工具。这就使干部阶层内部的矛盾及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复杂地纠葛在一起了。文化革命后这种复杂性部份保持下来。受贬、受排挤的干部，对来自群众的某些反抗行动往往与官运亨通的采取不大相同的态度。群众也往往十分策略地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协调而采取某种行动，实行有限斗争。

综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文革后的社会矛盾是何等错纵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