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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蒙作用
(四)启蒙作用
中国有近三千年的封建历史,这是举世无双的。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生活在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下,头上套著沉重的思想枷锁,受着非常的精神奴役。中国不像欧洲那样,有古代民主共和制的传统,也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的那种等级君主制。有的只是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广大人民群众丝毫不知道什么叫共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没来得及向人民群众揭示一些民主的实质内容,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便以另一种形式纠合起来向它扑将过去,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蒋介石独裁的深渊之中。无论是段其瑞还是张作霖,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敌视民主,他们的政权都有赖于人民的愚昧。他们虽也打出民主共和的旗号,但实质是封建余孽与现代法西斯的大杂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推翻了军阀和蒋政权,一度使人感到民主的曙光出现于地平线上,但事实是令人失望的!
文化革命中群众的浪涛冲击了文革前夕那种官僚化倾向十分严重、极端缺乏民主的沉闷的社会秩序。沉重地打击了一部分罪有应得的官僚分子,狠狠地砸向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不容置疑,文化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起了非常宝贵的启蒙作用,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启蒙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建国以来人民群众第一次得到了学习使用民主权利的机会。在文化革命中,历来是一纸空文的宪法上所列举的一些东西部分地得到实现。人民在某一程度上享有了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等项民主权利。这是破天荒的。以前个别地方曾发生过游行示戚,但都遭到残酷镇压。例加五七年汉阳中学事件,两名参与学生游行的教师,竟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枪毙。然而在文化革命中虽几经反覆, 但人民群众还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能够自如地使用这些权利,从而使一些作恶多端的官僚分子和军方头目颇为狼狈。
自批“资反线”后,大字报逐渐由官办变为民办。从前大多是当官的指使一部分群众写大字报去攻击他要打击的人,而现在则主要是人民群众自主地运用大字报去抨击官僚分子和军方头目。经过这次使用诸项民主权利的实验,人民群众才真正第一次懂得了“享有民主权利”是怎么一回事,才懂得享有民主权利的重大意义。当文化革命已成为历史后,许多人还会回忆起那雄壮或悲壮的游行队伍,规模宏大群情激昂的会场;回忆起那震天撼地的呼喊和闪烁著新思想火花的铿锵文章。时间的流逝,世事的变化,都不会使之完全湮没。当社会一旦风起云涌,它便会唤起人们的记忆,激励著人们的精神斗志。当人们看到官方组织的一些游行集会上,被强徵去的人群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表情淡漠没精打采,口号声低沉无力都不禁哑然失笑,投以鄙夷的目光。人民群众能对这些虚伪的政治形式作出此种反应,也正体现出他们已经此较懂得民主了。
当然,在这一时期人民群众使用民主权利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人民的民主行动曾被毛利用来打击他的清洗对象。这其实也就是在文革中,毛之所以允许群众在某一程度内使用民主权利的原因。二、人民始终不敢使用民主权利反对毛。不过,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问题。从完全没有民主权利到真正享有完全的民主权利,这之中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出现一些畸形状况是不足为奇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群众还没有认清毛的本质,对他尚有迷信。社会上业已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空气:一切直接的反毛言行都会立即受到围攻聚歼。任何行动都必须打起毛的旗号才有可能进行,即使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必须声称拥毛。这也就是当时许多人互詈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可见许多人口头上喊的和心中想的并非一回事。尤为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在使用民主权利的过程中日益突破了毛的框框,不为其所用,在自主的轨道上发展起来。这也是最后招致大镇压原因之一。
毛一度让人民群众使用民主权利是出于他搞清洗的政治目的。在这个目的大体达到而人民的民主行动又越出了他的框框时,他就要收回这由他赐予的权利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这巨大的历史缝隙中首次使用民主权利的伟大意义。
(2)人民群众对现存政权有了比较深入的看法。
文化革命中无数的大字报、小字报、红卫兵小报、印刷品,把一些官僚分子的丑行劣迹揭露出来。让广大人民看看,原来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当然,揭露的内容肯定会有失真之处,但只要其中有几成是事实也足以令人吃惊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当然有好人。有真正的革命志士,有作风正派、才智横溢者,有正直刚毅、全心为公的人。但其中一些已在革命年代中捐躯了。中共干部队伍中,北伐以前参加革命的大都是一些有一定知识文化,有改革社会志向的热血青年。这些人是中共的优秀分子,其中又以留学欧洲的最为精华。建国以后这批人多任中央级或省级领导职务。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农民、贫民、游民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其中大多数在长期的征战中牺牲了,少数活下来的除一部份仍就任军职以外,许多转到市、专区、县、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中就任各种领导职务。这批干部无论是政治素质还是品德意识一般都远不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参加者。他们之参加革命大多并不是出于一种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而往往是由于贫穷、环境所迫,乃有很大的“官逼民反”性质。在那炮火连天戎马倥偬之中,他们大多没有足够的机会进行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方面的提炼,而建国以后的开国功臣分封制使他们的待遇地位有了急剧的提升,从而促使他们品质中的消极因素得到膨胀。尽管三反运动有所触及,但没有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而且这种方式的本身就弊大于利。五七年所谓“右派分子”的意见,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针对这类干部发的。但是却以知识分子受罚而告终。此后干部中的各种不良倾向更加恶性膨胀起来。
有些干部道貌岸然,总以当然的教诲者面目出现。运动中群众的风暴掀去了他们的假面具。他们有的权力欲极强,结党营私,搞宗派闹倾轧。有的一本正经号召人民艰朴素自己却养尊处优,挥霍无度,人参燕窝,别墅轿车,高级家俱、名贵衣料应有尽有。甚至为了延长寿命,毫无人道地抽青年人的脊髓制成抗老血清注射。有的精神空虚,情操低下,津津有味地欣赏专为他们进口的黄色书刊、画报、电影,有的甚至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玩弄侮辱妇女、强奸、逼奸、诱奸,无所不为。有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劳动不生产,连“公”也懒办,一切由秘书代劳。有的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无术却硬要逞能,强迫命令瞎指挥。有的对人民群众完全是一副老爷的面孔,只能听赞美诗,不能听批评意见,动辄叱吒训斥甚至打击迫害。而那种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则更是普遍现象。
平民红卫兵揭露出来的许多东西确实是令人万分惊讶的。原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死就是其中一例。他一向被宣传为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查实是这样的:项英见大势巳去,便丢下部队只带了几个亲信随从化装逃跑,途中遇到几个伤员要求同行,项不但不应允反而怕他们暴露了自己的去向而把他们杀死。稍后项的一名警卫队长见形势大变、前途难卜,竟伺机把项英数人统统杀死,劫去项等人所携的黄金手表钱币独自潜逃而去。
文化革命确实使人民群众大开眼界,知道了从前许多不知道的东西,看到了从前无法看到的黑幕,洞晓了许多内部秘密。这就长了他们的见识,丰富了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去思索、去分析。经过文化革命中群众浪涛的冲击,现存政权那神圣的宝光黯淡了。一些干部那堂而皇之的外表被戳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一度靠欺骗、粉饰和行政命令制造出来的所谓威信,失去了群众的敬仰和对群众的感召力。人民觉悟水平,思想水平大大的提高了。
(3)文化革命的第三个启蒙作用是人民群众对毛有了新的看法,对他的本质有了此较深刻的了解。从前人民群众对毛的个人迷信一向较深。文化革命初期毛的一些姿态更赢得了许多人的感激拥护。如指责刘少奇制定实行“资反线”整群众并下令批判之,又再三明令彻底销毁黑材料。四月初解救被军方镇压的群众。这些都使一些人把毛看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以为毛是爱护人民的。青少年学生更是疯狂地崇拜他,狂热地为他尽忠效力。然而六八年夏秋大镇压和随之而来的“清队”、干部下放、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拨去了人民群众眼前的迷雾,使许多人逐渐清醒过来。他们的目光渐渐从现象向本质深入。在大镇压面前有人骇怕了。有人哀叹受了利用又被抛弃,发誓今后再也不参与这种政治运动了。如果以后再搞文化革命,就乾脆做个逍遥派,来个“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这些牢骚话中包涵著对毛的埋怨和不信任。更为主要的是还有许多人比较清晰地认清了毛的真面目。他们渐渐意识到毛搞文化革命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六八年大镇压的根源在哪裹,洞悉了毛对人民群众的真实态度。他们不但不再对毛崇敬爱戴,不再愿意为毛效力,而且对毛愈来愈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毛本欲通过文化革命树立其绝对权威,造成对他的无限敬仰崇拜。这一企图在运动早、中期似有成效,但最终失败了。不错,运动结束后对毛的个人祟拜愈演愈烈。但那是假象,是军人政权强迫搞出来的,并非发自群众内心,而且适得其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和厌恶。
如果说“红五类”红卫兵中的一些高干子弟早在六六年底巳站到毛的对立面,是由于他们的父辈被毛排斥打击,那么数量巨大的革命红卫兵在六八年以后感情上普遍背离毛,则是由于已认识到毛在利用完了自己后,又将自己推出当替罪羊。他们从毛的狂热崇拜者渐渐变成反对者。痛定思痛,他们有的愤然说:“这真雕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水平还会继续发展,他们对毛的看法,必然会跟对整个现存政权的看法联系起来。文革初期,只有极少数的造反者把毛与现存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从而带有隐蔽的反毛情绪。大多数造反者则认为毛是好的,正确的。坏事都是一些干部不执行毛的政策所造成。此时愈来愈多的人改变了这种糊涂观点。他们已感到毛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合理现象,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在此后的年月,越来越多的事实进一步清澈了人们的脑。甚至有人已持有这样的看法:毛为人说一套、做一套,一会这样说,一会又那样说,耍弄权术骗人整人,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毛实际上是一切不合理现像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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