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犹如一头嬴弱的老牛拉着沉重的车在山道上喘息颤抖，艰难行进，终于到达了坡顶。我圈上最后一个句号，长长地吁了口气。这篇拙文初稿于七一年底，在土木间沉睡多年后，最近把它翻出来加以修改整理，接着就是艰辛的刻印工作，幸亏还有同志们协助。

   我靠在椅子上，活动活动僵硬的手指，摘下近视眼镜，使劲抚揉早已肿胀欲爆的眼球，然而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我深知自己做的是一件力不胜任的工作。思想肤浅、资料缺乏这都是致命的弱点。前者会使分析粗糙，后者会导致片面判断。但我为什么还是要不自量力地进行这一工作呢？因为胸中有气，心里不服。言为心声，不平则鸣，也算是破门而出吧！

   近期常在大报大刊上看到一些涉及文革的文章，阅毕不禁长叹，难道我们这些文革的目击者，参加者不但在世，而且尚还年青力壮或年富力强，一段文革史就被描绘成这样？

   其一、谭力夫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报上，大谈林彪、江青如何迫害他们高干子弟。这或许是事实，也值得一控。不过，谭老兄，您疯狂煽动“血统论”，大捧“鬼见愁”对联，给“红色恐怖”运动火上加油。如今您可曾对千百万“红色恐怖”运动的受害者怀有一些疚意？老实说，要上台诉苦还远远轮不到您哩！不过您终究是个血统高贵者。编辑们对您自别有一番情谊，而那些成千上万家破人亡的“狗崽子”们是怎么也登不上党报的大雅之堂的。

   其二、报纸上报导给“百万雄师”平反。真是煞有介事！“百万雄师”还用得着平反？它的骨干头头们早已在单位里雄纠纠气昂昂了。培养的培养，提拔的提拔，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嘛！现在去搞平反，实在不算抬举。当然其中另有一番意义---造反的人们更应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不过笔者还是要不识相地问一句：周恩来、康生等人曾说反共救国团的总团在广州，“旗派”的头头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这算不算一个大冤案？应不应给予平反？怎么又一声不吭了呢？

   其三，见一小说，描述在“五．七干校”里造反派如何搞运动整人。众所周知，干部到干校是六八年底以后的事，那时造反派早被扫荡一空了。在那里整人的是革委会领导下的“工纠”，“人纠”，“专政队”，“专案组”之类。被整的倒是些前造反者。此作者作此描绘是由于对历史茫然无知，还是为适应某些官的需要而故作歪曲之笔呢？

   其四，闻一中共改革人士谈及毛及文化革命，不乏正义之辞，但却对文革前夕的社会状况予以基本肯定，心下甚不以为然。试问，如果不是形成于文革前，猖獗于六六年八、九月的“血统论”伤害了许多学生，如果不是文革前官僚化严重的社会秩序，使许多工人、知识分子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待遇，那怎么会在毛一旦发出号召时，许多人都应声而起“造反”呢？

   其五，听到一些年轻人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官僚，不觉哑然失笑。这当然只是他们个人的良好愿望。现今二十岁左右的人对文革的具体过程确实了解不多，产生这种看法不足为怪。

   其六，某些海外政评家把文革中两派斗争说成是拥毛派与反毛派，拥毛派与拥刘派之争。尽管这些政评家知识渊博，不乏精辟之见，但在这点上我却绝对不愿苟同。

   其七，……

   面对这一切，我终不顾身单力薄，思维鲁钝而贸然执笔。

   我想，或许现在已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一工怍，但却彼此隔绝不通消息。我希望自已这篇拙文传阅开去，能使一些志同道合者联系起来，集思广益，搜集资料，共同修编一部文革史留予中华后代。不一定什么事都要官方机构独家去搞。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不也是民间人士的自行结集吗？

   在这辍笔之际，我想起了在遥远异国的弟弟。这个广州中学生造反派的头头一度是那么狂热地忠毛。记得有一次他在“造反”的百忙中抽空回家小憩。我与他谈及毛、刘之争。言语之中，我甚为刘鸣不平，当即跟这位毛的忠诚红卫兵争执起来，及至拍桌打椅，声浪高扬，吓得父母魂飞魄散。六八年夏秋之后，这个毛的忠实信徒受到毛所信任的新生红色政权的反覆严厉清算，在牢房和牛栏里度过许多个漫漫长夜，在批斗会上吃尽苦头。最后虽被“解放”，但却被社会“开除”，连农场、农村都不肯收留这个“危险人物”。绝境之中他只得铤而走险，投入怒海逃亡异乡，乃至今流落异国。我真希望他能看到我这篇拙文，更希望此文能触动他的思路，以他那几年悲喜剧的经历，说明中国一代青年思想的演变和成熟。

   就在我为油印本早日制成而争分夺秒之际，电视萤光屏上出现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巨大镜头。我不得不停下笔一览往日那些风云人物的尊容。

   “四人帮”落到如今地步，固然是咎由自取。然而“庆父不除，鲁难未己”。如果毛至今仍饮食便溺在紫禁城中，那么“四人帮”也必然还峥嵘于政坛上，中国社会也就要仍然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拖下去。就像当年斯大林瞑目后，无论是贝利亚上台还是马林科夫继位；无论是布尔加宁执政还是赫鲁晓夫篡权，都会进行一番改革一样，毛驾崩后，无论哪一派掌权也会着手整治残局。只是有的会事倍功半，甚至愈搞愈糟；有的则成效显着。现今情况可算后者。不幸中国，还算有幸。

   现“四人帮”受审，对他们那些涉及刑事的行为，理所当然要依罪定罚。不过对他们灵魂深处的思想实质，人们确实知晓不多，很可能这终将成为政治迷雾。

   笔者认为，现今的中共领导若要向全世界和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显示其胜利和正确，主要并不在于这场法庭上的大捷，而在于社会改革的成效。

   回忆罢文革中的风风雨雨，笔者深感当今中国若再无甚突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和平改革走上繁荣昌盛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途。暴力是不必要的，它并不是什么美妙的东西，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应使用。克伦威尔是一个何等严谨的清教徒，但他做了护国主。山岳党人何等高呼民主，但他们不但把路易十六、把吉伦特党人送上断头台，也把他们之中的丹东、萧美特、艾贝尔等送上断头台，甚至把许多基本群众也送上断头台。一个皮鞋匠埋怨革命后交通阻滞买不到原料皮做鞋子，竟被处死身首异处了。

   可惜历史不能重来，否则，如果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得以成功，那中国将少经历多少灾难，而今之中国也大异于此了。如果说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是欧洲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枪，通过一系列的和平改革，今日之欧洲现状已大异于布朗基、拉斯拜尔之时了，那么我们当今之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一系列和平改革去创造一个美好家园呢？除非又出了一批混世魔王阻塞了这条路，硬要把人民逼入火与剑之中。遗憾的是当今中共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总对一些愿意为改革呼喊的平民小辈投以猜忌的眼光，暗忖：这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又居心叵测”的家伙。大量官气十足的中、下级干部则更是咬牙切齿，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这些狂妄的捣乱分子！这真是当今中国的又一悲剧。我希望这悲剧快些变成正剧，但还是作好了做个悲剧演员的准备！

   多年来，创巨痛深的中华民族在崎岖的道路上含辛茹苦步履蹒跚。今天，我们回首往昔的脚印，可以作为目下迈步的借鉴。

   人们，不论你们是站在烟尘扑鼻的锅炉旁，还是坐在堂皇的写字台边，我都要恳切地向您们说一句；请不要那么健忘，文化革命中的一切值得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回味啊！

   初稿于一九七一年底

   修改刻印于一九八O年十一至十二月

   出版后记

   参与了六六年至六八年的文革大波，经历了六八年夏季大镇压的腥风血雨，目睹了从西江上游漂下来的的广西“黑五类”和造反派的尸体残骸，震惊、愤慨、反思填满了我的心胸。我萌动了写一部文革三年史的念头，决心要把那段风云变幻、亢奋惨烈的史实记录下来，让以后的人们知晓这三年在中国大陆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在全国疯狂展开，那是个多么阴森恐怖的日子啊！墙上时时换贴着各地革委会、军管会新的判决布告，大量民众被判为现行反革命而遭枪决。我清楚地记得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广州某工厂一位技术员的噩尤其令我震惊万分。由于中共政治线民发现他下班后总是关着门在宿舍小房间里写些什么，于是保卫科在其上班后破门而入，果然大有斩获--发现他画有许多丑化“伟大领袖”的漫画。于是他马上被逮捕并旋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枪决。

   我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开始写作。我深知自己做的是“立杀不赦”的事情。那位技术员的遭遇更提醒了我。每次晚间动笔之前，必用窗帘把一切缝隙遮严。每次停笔后必将手稿塞入一个竹筒，再把竹筒扔进床底。久而久之，床下有好些塞满了手稿的竹筒。我不但要防范中共政治线民的检举，也要防备小偷入屋行窃，在书桌上发现我的手稿亦会拿去报功。《文化革命简析》的初稿就是那段时间里所写的文章之一。

   七八年十二月，我获平反后第五个月，便与朋友们一起创办了广州第一份民运油印刊物《人民之声》。这时我又想起了文革评判问题，遂从秘密收藏处取出手稿，进行增删修改。为打“擦边球”计，磨去了它的许多棱角。于八零年十二月登载于《人民之声》特刊上。当时手刻油印，技术原始，尽管干得筋疲力尽，也只得了八、九十本。其中十几本赠予香港关心中国民运的青年朋友。其余寄给各地民刊组织，因此它在社会上几乎并未流传。八十年代中期承陈佩华博士（现任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翻译成英文出版，但中国人具此英文阅读水平者毕竟十分有限。现在正值文化大革命发动三十周年之机，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编辑部将《简析》与其他一些文章结集出版，希望能抛砖引玉，展开对文革严肃认真的讨论。

   《简析》所写为三年文革的历史，而在今天它本身也成为了历史。因此这次付印正式出版，除对八零年油印本上的错漏字作了更正外，没有进行任何增删修改，以保持其历史面貌。

   《简析》得以出版系承蒙陈佩华教授和香港许多朋友的热心帮助，在此对他们深表感谢之余，亦将他们的帮助作为自己对文革评判继续进行探索的鞭策。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于纽约

   两点说明

   <文化革命简析>是一篇史论文。以记录史实为主，兼有剖析。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手头上尚拥有大量的文革小报、传单、各种铅字印刷品和油印物。文中所述所有事件、讲话、中共文件等等都有上述各种物品作依据。按照学术文章的规范，当在文章每个章节后把所有依据都作注释列出。

   可是笔者在写这篇<简析>时，根本没有想到是要写一篇学术文章，只是满怀义愤，为留真实历史、为伸张社会正义的意念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