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劉鄧在京城的作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達，標誌著毛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命名的政治大清洗運動正式展開。六月二號《人民日報》刊登北大聶元梓等人矛頭指向北大黨委的大字報，並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局面由此發端。

   此時，劉鄧一班中央大員是否洞悉毛的清洗意圖呢？如果說這些在中共宦海沉浮幾十年的老奸巨滑們至此仍懵然不知，那純屬欺人之談。七月二十九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大會上檢討說﹕“怎麼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有時沒犯錯眨�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這些話無非是半泄憤，半为自己开脱。當然劉鄧們或許未能很精確地猜測到毛的具體清洗目標和程度，但也會明白自己已處危境。彭真和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已被踹掉，而《五．一六通知》還要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聯繫起六五年九、十月間毛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劉鄧怎麼可能對險惡的局勢毫無警惕呢？針對這種情況，劉鄧施展了他們的手腕，事實證明他們的作為是令人齒冷的。

   相對于劉鄧，彭真要有氣魄得多。世事真湊巧，他與彭德懷同姓。

   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刊登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首當其衝的是《海》的作者、北京副市長吳晗。彭真應該是知道這篇文章大有來頭，因在六六年九月毛就問過彭真﹕“吳 晗可不可以批判？”這句話問得怪異，到底是指吳晗的觀點是否謬誤，應不應該加以批判，還是指吳晗此人系中共高幹，頗有根底，能不能加以批判呢？這讓聽者自己去琢磨吧，毛語中用詞模糊的高明之處正在于此。彭真回答﹕“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這個答案也頗具功力。它的潛台詞是，可以對吳晗口誅筆伐，但不應進行懲處，這無異于給毛踫了個軟釘子。待到上海方面率先祭起批吳旗幟時，彭真竟敢于對抗，拒不轉載姚文，後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才加編者按轉載，力圖把批判限制在學術討論範圍之內，並為吳設置保護網，強調吳的政治清白。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與彭真、康生等談話，彭真對毛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與彭德懷有什麼組織上的聯繫。”在這期間，鄧拓曾對彭真說﹕“吳晗很緊張，他知道這次批判是有來頭的。”彭真說﹕“什麼來頭不來頭，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什麼人，是黨中央的主席也好。”直至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等人到武漢向毛匯報《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時，毛兩次問彭﹕“吳晗算不算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都不作正面回答。

   彭真對吳晗的保護真是難能可貴。在中共高層的鬥爭中，一旦面臨毛龍顏不悅，明哲保身是上上策。既然知道是毛要整吳，而自己充當吳的保護神，難道彭沒有想到這樣做會把禍水引到自己身上？為自保計，彭真完全有理由把吳拋出去，任由毛宰割，而自己求得平安。彭沒有用上上策，他挺身保吳，究竟是出于義憤還是出于對當時黨內局勢的錯誤判斷，過高地估計了劉鄧的能量？這些，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我們了解到的是，彭盡力保護了吳，而在毛要踹掉彭時，卻絕無人保護他。說來，吳晗含恨九泉亦應感到欣慰的是，他有那麼一個為保護他而把自己也賠進去了的上司。

   三月中旬毛決定把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一鍋端。他大罵北京市 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從六五年十一月姚文發表，到此時已四個月，整吳一直整不下來。而三月中旬毛決定要整彭，僅一個月就把彭押上了祭壇。四月中、下旬，中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彭與羅、陸、楊一起被整掉，並指控他們組成了反黨小集團，撤消他們一切職務。

   劉鄧與彭截然不同，他們絕對奉行明哲保身之上上策，把彭真等拋出任毛宰割以求自身安康。但是這次他們的上上策沒奏效，毛終究把大棒掄向了劉鄧的天靈蓋。

   頗為值得探討的是，劉周鄧們能否團結一致，去保住彭，繼而也保住自己？從中共黨內形式上的票決民主程序來看，劉周鄧們是有可能在政治局內取得多數而否決毛的某些動議。但這在操作上有一大困難，就是由誰提出與毛相反的意見並付于表決呢？誰也不敢率先提出，因為誰都不敢擔保在自己提出動議後，其他人會隨之跟進。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有事先的溝通，就像赫魯曉夫搞掉貝利亞那樣，但是在當時的中共高層，誰也不敢充當這樣的角色。因為貝利亞根本不可與毛比擬，出于各種考慮，你所串連的對像都有可能把你的舉動向毛匯報。暗中組織反對黨中央主席的小宗派是會死無葬身之地的。暗中串連既有危險，單獨發難又毫無勝算，于是乎在中央最高層，即使很多人心中對毛的作法都不滿甚至反對，但卻都不敢正面表露出來。

   然而從前中共高層是有人對毛單獨發難的。那就是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彭的發難得到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的跟進。他們之間事先毫無聯繫，純粹是發自內心。那時正是毛把經濟搞砸了的年月，亦是一舉請毛放棄權力的大好時機。沒想到劉周鄧等人不但沒有幫彭一把，反而協助毛把彭打下去。從客觀上來說他們是錯失了良機，從主觀上來看，他們是為了取寵于毛而從此賣掉了自己的人格和靈魂，也從此在毛的面前站不起來。

   中共巨頭們各懷鬼胎，根本不可能團結起來。如果說在五九年他們尚不敢支持率先站出來的彭德懷，那麼在經過幾年也有他們一份的造神運動後，毛的神威已耀眼眩目之時，他們何以敢出來與毛對決？

   既要順從毛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又要保護自己，那切實可行的辦法是什麼呢？是拋出一個又一個的同僚去挨宰割，是把毛撩起的火引向無辜民眾身上燒。

   為此，他們拋出了彭、羅、陸、楊，拋出了北京市委，拋出北大、清華黨委，事情發展下去他們肯定會拋出更多的部下。直至把火往群眾身上燒，那就是搞第二次反右運動。

   準確地說，這個第二次“反右”由兩方面的內容構成﹕一是把敢于反工作組的師生打成“右派”，二是把大量無辜的知識分子、机關職員、工人群眾打成“右派”。

   隨著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再加上該報又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社論，北京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的師生激烈地行動起來。他們紛紛把矛頭指向本校黨委或黨支部。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內容無非是指控本校黨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反毛澤東思想，黨組織裏有黑幫之類，甚至召開批判黨領導的大會。針對這種情況，六月上旬，劉鄧決定派工作組進駐各校，領導運動。這個決定顯然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一．盡管許多下級黨組織及其領導人都會被劉鄧們陸續拋出作犧牲品，但那必須是由他們有計劃、有步驟地拋出，不能讓學生去亂衝亂鬥。二．學生們的亂衝亂鬥不但會打亂他們的計劃，任其發展下去還會產生難以控制的局面，會危及另一些並不準備拋出去的黨內要員。三．出于中共政權的本能，他們絕對敵視、憎惡這類自發的不在他們領導之下的政治行動。

   由北大校黨委的倒台所產生的骨牌效應，使各校的黨組織都抵擋不住來勢洶洶的學生。而工作組就不同了，它是黨中央派來的，它具有護身符和權威。工作組要把局勢控制起來，要把學生們批前黨委的行動納入它所規劃的形式和軌道，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 街，不游行等）作為約束學生具體行為的規範。

   這樣一來，矛盾就出現在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了。前者指責後者“制造條條框框”，“束縛革命師生的手腳”，“壓制革命”。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當然不會等閑視之，他們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干擾”運動。

   “反干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把敢于反對、攻擊工作組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劉少奇說﹕“說工作組是黑幫的大字报，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就定了調子。劉鄧們還認定﹕在野右派感到氣候已經適合，紛紛出籠，利用群眾的革命熱情，以極左面目出現，興風作浪，遂決定在適當的時候予以反擊。

   “反干擾”運動于六月下旬展開，工作組的強勢回擊是激進學生無可抵擋的。工作組組織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向激進學生壓下去，聲稱“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甚至還組織了游行示威，召開鬥爭其為首分子的大會。這一切以清華大學最為典型。激進學生的為首分子蒯大富（以後成為聞名全國的人物）被鬥爭後甚至在校內關押起來。鬥爭口號竟有“堅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劉少奇對激進學生切齒痛狠。他說﹕“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畢竟，佔多數的學生是跟著工作組走的，因為工作組是黨中央派來的。

   就這樣，在近一個月的“反干擾”運動中僅北京高校就有数千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

   關于後來毛否定了派工作組的作法，指責工作組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嗣後撤出工作組，這些都不值得詳述了，而有必要探討一下的是，如何看待有那麼多的激進學生攻擊校黨委和工作組？

   激進學生的這些行為來源于一種政治變態心理，這種心理是中共政權一手造成的。文革前幾年間，中共對學生們大量貫輸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解放全人類”、“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風雨中的雄鷹，不做溫室裏的花朵”那一類文學語言的燻陶，使青年學生在思想上產生一種將有大任降于身，將可為革命事業大顯身手的潛意識。然而從這種翱翔的理想回到現實，他們發現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實都處于深重的束縛之中。現實的生活是那麼的平凡枯燥。盡管黨也號召他們做螺絲釘，但這個號召則難在他們心中引起共鳴。幹一番大事業才是他們的響往。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心中存在著苦悶、不滿、期待和躁動。這些心態對現存社會秩序具有反抗勢能，而且這勢能隨著時間的延伸在不斷地積累中。它在左右窺伺，尋找突破口和爆破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