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這一天到來了。六月初《人民日報》的一系列動作點燃了導火索，火藥桶爆炸了。中共政權嚐到了由他們自己釀造的苦酒。

   盡管成年人對青年學生的行動持保留態度，因為前者對九年前發生的“右派學生”攻擊黨而遭到嚴厲懲罰的事情記憶猶新，但此時的青年們並不以九年前學長們的遭遇為戒。事實上，學長和學弟們的言行也確有不同。前者是明明白白地攻擊黨的不民主，而後者則是指控黨委還不夠革命，在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然而這個區別在劉鄧們眼中並沒有原則的不同，都必須予以打擊，頂多把前者視為正規“右派”，把後者名為“假左派、真右派”罷了。激進學生們在高呼“革命”口號的同時卻遭到黨的革命鐵拳的重擊，他們也在品嚐自制的苦酒。

   究其實質，激進學生的六月行動，就其主流而言（亦有學生從右的方面攻擊黨）並不具備積極意義。那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政治表演欲的大爆發。其用以攻擊校黨委和工作組的理論是中共政治理論中最荒誕的部分，被其攻擊的校黨委其實是中共政權中最少體現專制實質的一環。六月十八日北大激進學生自行設置“鬥鬼台”，對前校黨委書記陸平等六十多名“黑幫”進行批鬥。批鬥中使用暴力，揪髮撕衣，拳打腳踢，戴高帽，淋墨汁。首開文革暴力先河，可見這些激進學生當時的行為與民主理念追求和民主鬥爭方式風馬牛不相及。

   如果說劉鄧們把激進學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是事出有由，甚至可以說是激進學生們咎由自取，那麼劉鄧們在全國鋪開、指導各級黨委在無辜群眾中大抓小吳晗、小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則完全是中共政權一貫性暴戾行徑的又一次展現。

   在一般的機關、工廠、事業單位裏，並沒有民眾敢于攻擊本單位的領導和黨組織（除非是黨組織的頭頭之間有隙，各自動員自己的人馬去攻擊對方），因此並不存在反擊的必要。但為了搞文化大革命，為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劉鄧們還是決定把良民百姓趕上階級鬥爭的祭壇。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領導權掌握在黨領導的手中，他們組織先進分子們去揭發批判本單位裏由他們內定的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內定的依據是所謂出身不好，有政歷問題，在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犯過錯誤，與本單位領導關係緊張之類。而揭發批判的內容則是他們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舉止。在此過程中，捕風捉影，夸大事實，無限上綱等整人手法都廣泛出現了。被揭發批判的人明白此次運動領導是要把自己拿去交任務，得知大難臨頭，可憐惶惶不可終日。其本人乃至家庭都沉陷在驚懼恐慌的氣氛中。

   關于文革初期劉鄧幹的這個惡行，多年來中共及其御用文人都諱莫如深，仿佛由于劉鄧在文革中被毛肅整，並遭到虐待，便應將其惡行一筆勾消。中國大陸官方所有文獻中都不將歷史中的這個章節獨立敘述，也不單獨統計在此期遭到迫害至死亡和傷殘的人數，致使現在我們每個文革過來人盡管都對本單位的第二次“反右”留有記憶，但對全局卻缺乏了解。

   在許多非中共官方人士的文革著作中，也往往對劉少奇的遭遇抱以甚多的同情，而對成千上萬的第二次“反右”的犧牲者漠然視之，不置一詞。這種對貴族和平民的雙重標準至今仍通行于世，想想也真令人寒心。

   劉少奇值得責備的地方其實很多。四五年中共七大，他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並將它寫入黨章、黨綱。毛的個人迷信，個人權威首開局面，他有頭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寵信，地位逐步上升。論資歷劉與周都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但論業績功勞，劉實在差周甚遠，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劉對彭德懷大加斥責昧著良心，不顧事實，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為，更令人齒冷。即使是從語言上我們也可以悟出他與毛本質上的相同。毛動不動就罵資產階級，把一切他視為劣質的東西都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如指責劉“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而劉在痛罵一個小小的蒯大富時也說﹕“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區區蒯大富一下子成了資產階級，這就是中共國主席的水平。毛劉在思想上、語言上何其相似乃爾！

   第二節、中共廣東大員控制局勢的措施

   實事求是地說，五、六月間來自北京的消息使中共廣東大員們茫無頭緒。這次運動與以往各次確有不同，從前上頭總有具體指示和計劃安排。而此時往往要靠自己揣摸和理解，不過，雖然如此，他們仍有一個明確的信條，就是盡力控制局勢。其具體措施無非是仿效劉鄧的那一套，拋出一些下級同僚交差和把火往群眾身上燒。

   北京四、五月間，批判鄧拓、廖沫沙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雜記》，廣東大員便組織批判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秦牧及其散文集《藝海拾貝》，批判廣東文聯主席，作協廣東分會主席歐陽山及其一系列作品。

   北京五、六月間，中央主管政治宣傳的中宣部長陸定一倒台，中南局于六月中旬決定撤消中南局宣傳部長、省委候補書記王匡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並在中南局和省委多次開會批判他，指控他“一貫陽奉陰違、瞞上欺下，玩弄反革命的兩面手法，打著‘紅旗反紅旗’，瘋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在理論、教育、文藝、新聞、廣播等各方面，頑固執行他的後台老板周揚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綱領……是廣東省宣傳文教戰線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總頭目。”同期北京拋出了陸平等人，改組了北大校黨委。七月初，中共廣東省委也揪出了中山醫學院的所謂“柯麟黑幫”，撤銷該校黨委第一書記兼院長柯麟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同時被拋出的還有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並宣稱﹕“對這個黑幫的罪惡活動，廣東省委早有察覺，並對他們進行了多次的批評鬥爭。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省委……自始至終放手發動革命的師生員工，對這個黑幫進行徹底的揭露和不斷地鬥爭。”

   以後陸續倒台的還有廣東省廣播事業管理局局長田蔚，廣州市宣傳部長王瀾西和市文化局局長華嘉等一些黨內主管文化宣傳的官員。

   中共廣東大員在此期間整群眾的情況缺乏全面的統計資料。不過我們仍可從某些具體單位的情況推想全局。

   《廣州日報》系廣州市委機關報。由于該報社黨委受到批判，工作隊遂于六月中旬進駐該報社。開頭，工作隊罷了報社幾名領導的官，接管文革和業務大權，接著便將矛頭指向一般報社工作人員，按檔案材料把他們分成左、中、右三等。中、右兩部分人只作內部掌握，左派則公開指定，並讓其協助工作隊開展工作，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隨著運動的發展，挨整群眾愈來愈多。編輯部被劃為鬥爭對像的有四十八人，佔其總人數的一半。一般幹部受大字報圍攻者有七十幾人，佔其三分之一。這些人的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新聞權威”、“反動文人”之類，其中許多人被戴高帽批鬥。

   《羊城晚報》社也有工作隊進駐，大整報社工作人員。“假左派、真右派”和“三反分子”一類的帽子滿天飛，其中黃偉經受迫害案可以說是一個整群眾的典型事件。

   黃曾于五十年代末被派往蘇聯學習，回國後與蘇聯友人通信，信中談及國內經濟困難和中蘇分歧。這些信遭到中共警方截獲，並對他暗中進行調查監視。文革開始後，黃立即被工作組列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最佳人選進行揭發批判，並關押在報社牛欄內。中共廣東大員把黃視為一個大獵物，力圖把他定為敵我矛盾，徹底整死以證明他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業績。“十六條”下達仍繼續迫害黃，直到六六年十一月黃才在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紅衛兵的干預下，獲得從牛欄釋放回家。

   在省市各機關單位中，大量的一般機關幹部被圍攻批判。據後來一些造反派紅衛兵的小報披露，各機關挨整的人數大多占三分之一以上，約十分之一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省直機關中被打成“右派”者達千多人，而各級當權派則少有被觸動。這樣，造成了一種無辜群眾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在工廠企業和企業主管部門裏，絕大多數領導都是趁此第二次反右的大好時機，卯足全力去整平時不聽話的群眾。有時為了湊數，出身黑類，有政歷問題、犯過錯誤的人，當然都是在劫難逃的。

   廣州地區大專院校的學生不似北京的激進，故局面不太激烈 。但官方對其中敢有異動者一樣給予嚴厲打擊。這其中的典型事件是華南工學院的《北京來信》。六六年六月下旬，華工學生高翔等人貼出《北京來信》。信上說除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外，各級黨組織及其領導都可以懷疑、批判。這封信在中共廣東大員和學生們中都引起極大震撼。省委立即決定此信是反動的大毒草，並由學院當局連夜組織大批大字報予以圍攻，指控《北京來信》是“反革命暴動的宣言”，“是裴多菲俱樂部反革命綱領的翻板”，同時佈置人力對高翔等進行監視跟蹤。省市公安機關也展開對他們的偵察，其偵察範圍擴展為與此有關的學生，教師，一般職員達二百多人。

   廣州中等學校裏的文革運動也很能說明中共大員們把火往無辜群眾身上燒的惡劣行徑。

   劉少奇曾作指示﹕“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審查教職員隊伍。” “中學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決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學老師要集中交待問題，象四清中公社開三級幹部會一樣。”

   六月十一日廣州市委召開全市中學教師大會，要求教師們行動起來，同學生們一道，橫掃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這次會議預告中學老師的噩運將臨。不久，市委派工作組進駐各校，矛頭就是整教師，即劉少奇所說的“審查教師隊伍。” 中學教師的遭遇比機關、工廠裏的群眾更慘，因為他們面對敢于肆意妄為，不考慮後果的中學生。中學教師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比率比機關和工廠更高，所受的待遇也更惡劣。學生在批判鬥爭他們時，往往進行體罰和人身侮辱，這使在學生面前一向師道尊嚴的他們猶難忍受，這也造成中學教師在文革初期的自殺率最高。

   廣州四十五中學的事件生動地展現了中共廣州大員的統治權術。

   六月初該校初三學生劉肖芳（女）串聯同學組織“保衛毛主席、黨中央‘五四’戰鬥小組”，並貼出大字報批評校領導阻止學生向老師提意見，從而更受到校領導壓制和組織其他學生加以圍攻。後 劉肖芳向市教育局投訴。廣州市委獲悉此事後，經過研究派工作組進駐該校，並宣佈該校黨支部書記蔡三堅為“反革命分子”，撤銷其黨內一切職務，還由共青團廣州市委授予劉肖芳“模範共青團員”稱號，在報紙上報道她的事跡，號召全市青少年學生向她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