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批“資反線”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初步形成

   毛花了很大氣力，做了許多動作，力表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其目的是希企以紅衛兵為先鋒在全國營造對他持久狂熱的個人崇拜氣氛。從長遠來看，這個氣氛有利于他的絕對權威長存，從當時來看有利于進行清洗。因為一旦這種氣氛形成，就會烘托出一股虛假的但又是極為強大的民意壓力，這壓力會使清洗對象精神趨向瓦解，也會使持有不同意見的非清洗對象噤若寒蟬。獨裁者打民意牌在本世紀已是常事，毛之前的袁世凱、毛之後的鄧小平，還有希特勒、金日成之流都精于此道。

   當然，光有氣氛還是不夠的，氣氛運載的民意還須體現為行動，即要形成這樣一個現實，就是清洗劉鄧及其體系並不僅是毛的意向，更主要的是人民的要求，是人民群眾對劉少奇等人的“罪行”義憤填膺，用各種具體行動在表達他們要把劉從共和國主席的職位上拉下來的強烈願望。

   從實際運作上來看，要清洗劉體系，不借助民眾的力量也是

   難以奏效的。有許多人認為，以六十年代中期毛的威望，清洗劉體系毫無困難，根本不需要搞那麼大一場群眾運動。這種分析太流于表面化。實際上，當時毛在社會上的神化地位與他在黨內權勢並不成正比。否則彭真就不會敢于拒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了。若簡單地以黨內高層鬥爭的方式來清洗劉鄧，就勢必涉及一個組織程序問題。在正常的政治生態下，它必須經過一個動議指控和票決的過程，即首先應有人出來指控劉犯了極嚴重的錯眨瑧�予罷職，然後在黨中央的某一級會議 上（政治局或中央全會）表決。具體操作是由某個人（譬如由康生或林彪、或陳伯達）出面指控劉。但鑒于劉的地位和實力，這個指控很難預期得到通過，即使許多人知道指控者的主使人是毛，也同樣可以不跟指控者合作。如果由毛直接出面指控劉，那產生的震動將大很多，但毛會覺得這種方式太突兀，不利于自己的形象。而且說到底，劉在治理國務方面並沒有什麼大紕漏，能夠提出些什麼有力的指控呢？而且即使硬要指控，劉亦可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檢討，自我批評和辯解來緩衝打擊，爭取同情和諒解，以屈求伸。在這種情形下，或許可以弄出一個決議對劉的權力有所限制、削奪，但徹底把他清洗掉就未必能實現了。然而自從在六五年一月的中央會議上，劉打斷毛的講話後，毛就決心要把劉去掉。要幹就徹底幹，毛決不想拖泥帶水，半生不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毛才決心借助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完成他的高層清洗。于是他相中了紅衛兵作先鋒。

   然而毛失算了。那些有恃無恐，最先敢起來鬧，並自詡為毛的紅色衛兵的青少年都是中共的高幹子弟。他們以為他們的紅司令毛是要帶領他們向傳統的“階級敵人”開戰，頂多加上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學校領導。為此他們瘋狂地發動了“紅色恐怖運動”。然而很快，他們省悟到，這場運動可能是衝著他們父輩而來的。于是困惑與憤怒主宰了他們的每一條神經。他們仍然具有從“紅八月”留下來的巨大能量，並利用這個能量去壓制其他敢于向共產黨幹部發起攻擊的同學。而“血統論”是他們手中一個犀利的武器。高幹子弟中的大多數不為毛的政治清洗效力，又用“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來打擊出身非紅五類的學生，使他們在政治上處于遭貶辱的地位，遑論有所作為了。毛利用青少年的狂熱為其政治清洗衝鋒陷陣的設想卡了殼。

   另外，從社會整體上來看，雖然劉鄧指示全國各地大搞的第二次“反右” 虽已煞車，但其政治結果業已造成，就是廣大群眾全都誠惶誠恐，戰戰兢兢。不繼續搞“反右”，能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就真是謝天謝地了，誰還敢異想天開地去冒犯中共的各級領導？

   面對這種局面，毛不得不另起爐灶，其具體做法是，拋棄那批最早對他山呼萬歲的贵族红卫兵，重新在一般工農子弟和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學生中尋找“革命闖將”。同時，不僅僅停止劉鄧的第二次“反右”，還要把具體執行“反右”的各級領導推上受批判的地位，以求廣大群眾也敢于行動起來。

   十月初，《紅旗》雜志第十三期發表社論說﹕“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鬥批改的關鍵。”而“十六條”的措施就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見，毛已深刻意識到不先把整群眾的作法（他命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否定，人民群眾是難以起來為他的政治大清洗效力的。與發表《紅旗》社論的同時，毛指示中央文革直接出面支持當時還處于少數派的北京紅衛兵三司。

   十月六日，“三司”召開十萬人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是文革進入批資反線階段的主要標誌。會議的這個橫額有一個極重要的變更，就是革命師生一詞代替了紅衛兵。這決不是即興之作，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內容它顯示了持血統論的贵族紅衛兵已經失寵，革命師生平民造反派紅衛兵開始在毛的青睞下走向政治舞臺的中心。而且為了平民使造反派紅衛兵能在政治上站得住腳，毛及他的中央文革允許在一定程度內批判“血統論”。

   比誓師大會更具體的措施便是于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發佈緊急指 示，指示說﹕“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並指明 黑材料要當眾銷毁。後考慮到此指示局限于軍事院校和一般學校，工廠、機關、事業單位的領導仍可拒不執行，故于十一月十六日又發佈“關于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強調關于平反和銷毀整群眾的檔案材料的規定“完全適用于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等組織。”

   為配合以上一系列行動，毛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在會上指責劉鄧“壓制群眾，反對革命，”“另搞了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會議還批評了各級領導幹部未能放手發動群眾的錯誤，力圖排除來自他們對運動縱深發展的阻力。

   批“資反線”的原子彈于十月上旬在北京引爆，其衝擊波到達廣州約是該月下旬，從那時開始，廣州的學生和工人、職員才開始有較激烈的行動。

   廣州大專院校裏由于高幹子弟人數很少，“血統論”和“紅色恐怖”都搞得不太嚴重，學生間的鬥爭主要圍繞著對校黨委或工作組的態度和評價展開。平民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也產生得較早，大多在八月中、下旬，如中山大學于八月三十一成立紅旗公社，該組織在以後的廣州文革中舉足輕重。廣州醫學院于八月三十日，其他華工、華師等也在差不多時候發難。由于工作組撤離前夕已扶持親工作組的多數派學生組建了文化革命委員會或籌備革委會，上述造反派的學生組織大多乃處于不同程度的受壓地位。至十月中、下旬，他們在以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紅衛兵的鼓動下開始了新的抗爭動作。

   大學裏批“資反線”，毫無疑問會首先把賬算到工作組身上。除了用大字報加以抨擊外，有的大字報還責成原工作組的領導回來接受批判。他們被指控執行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把革命師生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的火力雖然集中在工作組身上，但煙硝氣浪當然也會波及原工作組的班底--現文革委員會或籌備委員會的人們。于是學生中的兩派日見明朗化了。即使從名稱上也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區別。親工作組的一派大多沿用紅衛兵一稱，而造反派組織則大多叫紅旗公社，東方紅公社，井崗山之類。出于大學生的政治敏感及青年人的好動天性，他們大多體認到“保”毫無意義，去叫去闖，跟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才會使生活充滿彩虹。故此，籌委會體系很快式微，造反派組織迅速壯大。至十一月間，“中大紅旗”、“華工紅旗”、“廣醫紅旗”、“中山醫東方紅”，“中醫學院301戰鬥隊”等已成頗具規模的學生造反派組織，主導著學校裏的局勢。

   廣州中等學校裏有一定數量的高幹子弟，這是因為中共中央中南局，廣東省委，廣州市委，廣州軍區、廣東省軍區的機關全都設在廣州。它是中南、華南數省之中高幹密度最大的城市。那些年齡大多在四十歲至五十幾歲的高幹們的子女大都就讀于初、高中或小學，這種情況就造成了廣州中學裏“血統論”和“紅色恐怖運動”搞得比大學裏凶得多。故此中學裏的造反派組織要想成長 壮大也就遇到了更多的阻力，甚至是暴力壓制。

   廣州有好幾十間中學。只有初中部的中学，由于學生年紀小，運動缺乏聲色。即使是完全中學，有些學校由于學生質素的原因（小市民子弟多，政治熱情低，學習質量較差）氣氛也顯得平淡。只有在那些幹部子弟多，知識分子子弟也多的學校，浪濤才會翻滾得激烈。

   廣州中學生的造反行動其實比大學生來得還要早。六六年六月五日，就有華師附中的高三學生寫大字報攻擊校黨委，並由此帶動全市中學進入一個高潮。他們都是高幹子女，政治狂熱並有恃無恐。這批小貴族的造反並不持久，他們大多（也包括前述的那個劉肖芳）在日後的變動中被工作組收籠，做了籌委會體系的台柱。

   廣州中學生中還有零星的被世人普遍忽視的真正造反行動。他們攻擊的不是校黨委的什麼“修正主義路線”而是把矛頭指向真正的社會弊端，或敢于進行深層思索。如鐵中有位姓王的學生寫大字報抨擊近幾年來大學招生中過于偏重政治條件（家庭成分，本人是否團員）而輕視學習成績。他認為這樣會造成學習質量下降，造就不出先進的科技人才，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而且對學生也不公正。他的大字報猶如捅了馬蜂窩，全校一下炸開了。因為當時以小貴族為領袖的造反是指責校領導用分數卡幹部工農子弟，忽視學生的政治質量，悉心培養修正主義的苗子。而王同學竟然唱起截然相反的論調，真使小貴族們大吃一驚之餘怒不可遏。他們立即把王同學打為右派學生進行批鬥。同學中其實有不少人贊同王的觀點，但懾于小貴族的威勢，都噤若寒蟬。王絕對孤立，精神上、身體上都遭到嚴重打擊。所幸事情發生在六月，發生地是廣州。否則他一定會象北京六中對“血統論”表示異議的王光華那樣被活活打死。盡管他僥幸避過了大難，但“右派學生”的陰影一直跟隨著他，以至該校造反派組織都對他保持一定的距離。又如二十一中有位學生，也是姓王。他提出對毛澤東思想也應一分為二。于是被打為“反動學生”挨批鬥，並與他有政歷問題的父親一起押送回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