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這種造反絕對只是以卵擊石，只有接過毛的口號，在毛容許的框架內動作才會有活動空間。當時毛的口號是批“資反線”，並允許在某一程度內否定“血統論”。廣州中學生的造反派組織是在批“資反線”的旗號下，把“血統論”作為“資反線”的具體內容之一，加以抨擊，經過了幾個月的艱苦鬥爭才翻過身來的。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子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血統論”的第一輪火力打擊落在“黑五類”出身的學生頭上。他們的反應只能是俯首就刑。第二輪火力打擊落在非紅亦非黑類出身的學生頭上，其中就有知識分子的子弟。他們曾作過某些抗爭，但瞬息被壓制。他們憤憤不平，但無法正面對抗。當中央文革倡導批“血統論”的消息傳來，他們歡欣雀躍並很快付諸行動，致使他們與紅五類學生，尤其是高幹子弟的矛盾甚為尖銳。文革前，知識分子及其子弟的處境已險象畢露。大學招生要注重考生的政治質量。知識分子已比紅五類低一頭，其中父母有若干政歷問題者，更是離“黑五類”只有一步之遙。為考上大學，搏個出路前程，他們勤奮學習，努力表現，爭取入團。但有時也免不了被指責為“白專道路”、“個人奮鬥”、“偽裝積極”。憤懣與徬惶積鬱于他們胸間。

   文革前的社會政治生態使知識分子子弟與紅五類，尤其是與高幹子弟之間已存在若隱若現的裂痕。而“紅色恐怖運動”的戕害和批“血統論”的爭鬥更把這種裂痕推向明朗化、尖銳化。在持續的鬥爭中，知識分子子弟周圍集聚起愈來愈多的其他非紅五類子弟，如小商販、手工業者、城市貧民、中農等等。並由于中央文革的傾向性表態使籌委會一系加速式微。一些工農子弟離開了红五类红卫兵，剩下的堅定者亦難以維持昔日如虹的氣勢。

   然而，中學畢竟不同于大學，尤其在幾間高幹子弟較集中的學校裏，高幹子弟和部分工農子弟始終把“血統論紅衛兵”的大旗堅持舉下來。他們的隊伍沒有潰散，人數雖較全盛時期少些，但始終保持一定的力量，而且一直繼承著“紅色恐怖運動”時期的暴力傳統，並在此後廣州的一系列文革暴力事件中擔負主要角色。他們組織的名稱就是恶名远扬、在广州家喻戶曉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

   六六年八月間，廣州一些中學裏已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組織。九月間，他們醞釀成立全市性的聯合組織。這一行動得到廣州軍區的大力支持。除了在政治上大肆吹捧他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是優秀的革命後代，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紅色接班人云云外，還對他們作了實質性的支持，供給他們自行車、摩托車、軍服及大量款項。“主義兵”臨時總部成立時，中南局、省、市委的頭面人物及廣州軍區首領詹才芳、陳德等都出席大會，並戴上“主義兵”的袖章，力表對他們的支持。並且，很多高、軍幹的子女操縱了“主義兵”總部的實權。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之子黃春明；副司令員楊梅生，詹才芳之子楊邱元、詹和平；廣州市長曾生之女曾克南；中南局後補書記王德之女王繼歐等等。以高、軍幹子弟為核心，維系著一批工人、貧下中農子弟。于是乎，在大學裏的保守派已呈瓦解的情勢下，中學裏的保守派--“主義兵”仍然在縱橫馳騁，從而與中學造反派頻頻發生衝突，結下難解的仇結。

   廣州大、中學裏的造反派組織並不把批“資反線”限制于批工作組和“血統論”，他們還著手“解放”被打入“牛欄”的老師，摘除強加在他們身上種種罪名，拆除籌委會時期設立的牛欄。並且有些能量較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還把觸角伸到社會上的一些地方和單位，推動那裏的批“資反線”和平反工作。如前述的《羊城晚報》黃偉經，直到六六年十月還被關押。中南局書記吳芝圃、金明仍然堅持對黃的處理沒錯，認定即使黃沒有現行反革命活動，也起碼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可平反。後清華“井岡山”、哈軍工“紅反團”、“中大紅旗”等組織獲悉後，進駐《羊城晚報》，展開調查，得出結論，黃既歷史清白，也不算“裏通外國”，其遭遇屬于政治迫害，應予平反。經過學生造反派的強力運作，黃偉經得以于十一月底獲平反釋放。

   學生造反派在批“資反線”的高潮中，使用了一個非常措施--搶“黑材料”。這“黑材料”是指工作組和籌委會在整群眾（學生及老師）時，收集編寫的揭發、批判及被整者自己的交待等一類書面資料。本來毛的中央已明令把這些東西都當眾銷毀，但許多單位的領導或人事保衛幹部卻陽奉陰違，或大打折扣，轉移或復制這些材料，以備日後再用之需。當某個單位主事者的行跡敗露後，立即遭到造反派的怒斥和攻擊，並引發了搶材料的行動。還進而發展為即使有關人員把材料都交出了，造反派也不相信。在這個行動上，學生造反派遠比工人、職員造反派勇敢。他們衝進人事部門、機要室翻箱倒櫃，甚至打爛保險箱，搜查窩藏的黑材料。黃偉經的案件得以解決也全仗學生們敢去搶。因當局已把黃的有關檔案資料轉移到中南局宣傳部，學生們得到線索後，堅決去搶了出來，從中找到被工作組定為“裏通外國”的私人信件。經檢視，發覺信中並未涉及國家機密，“裏通外國”一罪不能成立，由此堅定了他們為黃平反的信心。

   至此，我們可以明瞭批“資反線”的性質了。就毛的本意而言，批“資反線”是為了扭轉文革運動被劉鄧拉離了他預想軌道的局面，為政治大清洗排除阻力，廓清道路。但廣大民眾踴躍投入的批“資反線”運動則是一場反政治迫害的民主運動。這個性質系由它的實際體現決定，並不以毛發動它的動機為轉移。在這裏與其說民眾響應了毛的號召，勿寧說利用了毛的號召，盡管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未必認識到這一點。

   有不少人認為民主運動系與專制政權、獨裁者正面對抗，以實現多黨制、議會制、三權分立及民選行政長官的社會制度為訴求。而批“資反線”算什麼呢？如果照這個觀點，四五天安門運動，七九民運，八九民運都談不上是民主運動了。其實民主運動會有不同的層次，從極端專制體制演變到完善的民主政體總得有個過程，即使是象辛亥革命那樣用暴力實現了政權的轉移後，按孫中山的設計也還有個從軍政到訓政、憲政的過程，更遑論用非暴力手段了。在專制體制下，任何能打擊或削弱這個體制的政治運動，任何保障、爭取人權的訴求都具有民主鬥爭的性質。

   批“資反線”系中共執政以來，中共各級官員第一次被推上審判台。從前敢想不敢言的民眾得以向這些官員發出質詢和斥責，感受到了十七年來從未品嚐過的輕松暢快。這在以前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恍然間似乎有乾坤顛倒之感。批“資反線”在客觀上打擊了中共政治架構，反對中共官員對民眾進行政治迫害本身就包含有爭取人權的政治意義。批“資反線”的高潮時期，造反民眾搜查黑材料比在批判會上怒吼更具震撼力。當辦公大樓裏還保持往日的秩序氣氛時，一隊經過密謀策劃的造反民眾突然闖進來，直奔人事保衛部的機要密室重地，責成有關人員打開所有櫃子讓他們檢查。在社會結構中尚未定位而無後顧之憂的學生們更為乾脆，遇到有關人員拒絕合作或推諉搪塞時，當即打爛桌、櫃，強力查抄。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了五六年的布達佩斯。這些在匈牙利事件中被列為反革命的行為，此時稱之為革命行動。基于為打開政治清洗局面的考量，毛中央不得不暫時容忍了造反民眾的這些舉動，但也免除不了中共官員对此的切齒痛恨。三十年來造反派被斥之為打、砸、搶，其中砸搶指的就是這些。然而，這砸與搶難道不是反政治迫害的正義行動的組成部分嗎？

   中學裏的批“血統論”也洋溢著民主鬥爭的氣息。“主義兵”雖標榜紅五類子弟都可以參加，但居主導地位的都是高幹子女，他們自恃血統高貴，穿著軍裝，扎緊武裝帶，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任意辱罵毆打出身非紅五類的同學。他們的紅衛兵袖章也分等級，以其父親官職的高低而區分確定袖章的寬度，強烈表現出一種封建等級觀念。中學造反派批判它盡管是援引毛的語句，並限制在某一程度內，但其追求平等的精神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且他們畢竟擊破了這一封建狂潮，使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的人格尊嚴有了基本的保障，不再遭受“血統論”狂熱分子的肆意欺侮，並得以在社會政治事務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為爭取人權所進行的艱苦卓著鬥爭功不可沒。

   在十一、二月間批“資反線”的高潮中，工人、職員裏出現了群眾組織，而在此之前只有官辦的單位內“紅衛兵”。一般的工廠、機關、事業單位不同于學校，那裏大多還是由黨組織或它欽定操縱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籌委會之類的官辦機構主持運動。它們在大整群眾的同時，還成立了單位內的紅衛兵。由出身成分紅的青年組成。此“紅衛兵”不介入社會，不與學校裏的紅衛兵發生聯繫，只在單位內活動，儼然成為單位領導的私人衛隊，用以威懾群眾，拱衛領導。批“資反線”高潮興起後，這類單位內紅衛兵全都冰消瓦解。其參加者另行成立組織並有分化的跡象，而造反派群眾開始登堂入室。

   如前述，六六年六、七月間學校裏的反右與一般工廠、機關裏的不同。前者是把敢于攻擊工作組的師生打成右派，而後者則通常是把單位內政治等級最低的人打成“右派”。這些人大多沒敢于反抗單位領導。又一個不同是批“資反線”時，學校裏的“右派”學生亢奮異常，而單位裏的“右派”多數並無激烈行動。那麼一般工廠、機關裏的造反派是怎麼形成的呢？

   我在“文革”中的親眼所見使我感受到當時老百姓之所以造當權派的反，主 要是由于多年来中共官僚對民眾多種形式和各種內容的壓迫所致。

   人們常常以為中共對人民的政治迫害主要表現于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等政治運動中。其實並非如此，這一迫害經常存在于各種社會活動中，只是程度形式有所不同罷了。在那幾個大運動中受迫害的人，已被中共虐待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即使在文革時期也不敢大張旗鼓地造反。倒是其他受過較輕迫害的人在“文革”中奮起了。請允許我回憶一些往事。

   六六年夏，“文革”狂飆驟起時，我在廣州市郊區稅務局做稅務助征員已近兩年。時間雖不長，但已觀察到一些社會矛盾的積累。

   六四年秋，局本部有幾個幹部被強令調往遠郊稅務所工作。原因是這幾個人家庭出身不好，平時衣著又頗講究。政治辦公室主任認定他們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嚴重，應著重進行改造，故把他們調動。此舉不但給他們的家庭生活帶來極大不便，而更重要的是，大家心裏都明白，這是打著“革命工作需要”的旗號的懲罰性調動。他們身處全都出身于貧下中農的農村幹部群中，受到了種種白眼、排斥，精神上蒙受著極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