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二月逆流”與“二月鎮壓”

   的區別與關聯

   “二月逆流”是中共官方評述文革事件的一個政治名詞。它經歷了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六七年仲春之後，這個詞以被否定的形態出現，至七九年以後它變成了飽含正面色彩，令人刮目相看。

   六七年二月中、下旬，全國各地都發生了鎮壓造反民眾的事件。造反派將其稱之為“二月鎮壓”。其最殘暴的鏡頭發生在青海西寧。二月二十三日，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竟下令對手無寸鐵的造反派組織“八．一八”開槍掃射，當場打死打傷數百人，事後還展開大逮捕。

   然而中央文革慣用的詞卻是“二月逆流”。它說二月間這場全國性的鎮壓革命群眾的黑風是譚震林首先在北京刮起的。此說激起了全國造反派對譚震林的極大憤怒，把他視為二月鎮壓的罪魁禍首，並把本地二月鎮壓的主使人（均為各地方軍方頭目）稱為譚震林。如武漢陳再道被稱為“武老譚”，廣州黃永勝被稱為“廣谭”

   在這股反擊浪濤中，北京的譚震林當然首先倒台，但各地“譚震林”的結局則大異其趣。這就很自 然使人應該產生一個疑問，中央文革所稱的“二月逆流”與造反派所稱的“二月鎮壓”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文革派中的另一派系汪東興、華國鋒等人用陰謀手段搞掉（世人大多以為是葉劍英等的“功勞”，其實並不確切）。此後，文革中的許多事件都逐漸被重新解釋。“二月逆流”也在其中。

   文革期間，“二月逆流”被敘述為一班老帥、老將在六七年二月間的一些會議上與中央文革發生激烈爭執，但很快由于毛支持後者，並對前者進行了批評，形勢迅速明朗。老帥、老將中跳得最高的譚震林首當其衝，被集中火力修理，氣焰大挫。後來，中央文革派向外界擴散北京高層的這場鬥爭，稱之為反擊“二月逆流”的勝利，並號召各地造反派都起來與“二月逆流”的種種表現形式作鬥爭，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云云。

   七九年以後的許多文章對六七年二月間的這場中共高層的爭執作了詳細的描述。具體時間、地點、人物及各人的動作、語言、表情都有細致刻畫。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所謂“二月逆流”是老帥老將們對“四人幫”作的一場正義的鬥爭。

   對中共高層內爭權奪利的鬥爭作出誰正義、誰卑劣的評判當然不會是民主運動參加者關切的重點。不過，人們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個嚴重的事實，就是在一片為“二月逆流”翻案、恢復名譽的聲浪中，“二月鎮壓”沒有了。仿佛由于譚震林等在懷仁堂斥責中央文革派是正義的，其在農林口所主導的壓制造反群眾的事件也是正義的。至于全國各地軍方在二月間鎮壓乃至屠殺民眾的作法是否正義，這些文章，甚至有的大部頭文革史書都不予涉及。而在“造反派聽命于四人幫”這一概念經中共官方的強勢宣傳已成為主流意識的情形下，軍方“二月鎮壓”的罪責也無形中被一筆勾消。青海西寧的那些冤魂（其中有許多是十幾歲的女孩子）將永遠游蕩荒野了。

   如果把“二月逆流”的內涵確定為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懷仁堂會議上的爭執，那麼可以說“二月鎮壓”與“二月逆流”是兩回事。因為沒有這場爭執，各地軍方頭目一樣會對本地造反民眾實施鎮壓。這場鎮壓的心理因素是前面已講過的軍方對造反民眾的敵意，鎮壓的憑據是中共中央的一月十四日“關于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和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條命令”。鎮壓行動的直接藉口往往是造反民眾衝擊了軍事機關。這些都與懷仁堂的爭執不相關。二月間，即使是中央文革派的一些人也講過有利于軍方實施鎮壓的話，如陳伯達等曾說﹕“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軍區不能衝擊，對解放軍的態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標誌。”而且在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國務院也下達了“關于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知”。並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北京衛戍區出面捕人。被取締的組織有九個﹕“全國紅色造反團”、“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國農林戰士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造反團”、“全國革命軍人革命造反聯合部”、“國際紅衛軍中國支隊”、“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第一線第一戰鬥隊”、“全國興無滅資軍造反團總部。”

   然而，當“二月鎮壓”產生了很不利于毛實施政治清洗的局面時，他感到應扭轉形勢，讓民眾重新起來為之火中取栗。為此，中央文革派把“二月逆流”與“二月鎮壓”聯繫起來，其作用可一石二鳥。一方面把民眾的怒火引向譚震林，使這個最為桀驁不羈的老將從此就範，同時，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扭轉局勢的過程中，造反派民眾對軍方采取激烈行動。故此在中央文革派的語匯中只

   有“二月逆流”而沒有“二月鎮壓”。

   這一歷史事實被七九年以後的中共巨頭們所利用。既然中央文革派對“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壓”不加區分，那麼他們也可因勢利導地不加區分。中央文革派這樣做時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整垮譚震林，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之一則是為了否定“四人幫”。另一個目的兩者之間有交匯點，就是中央文革派部份地為軍方開脫，七九年後的中共巨頭則全面為軍方開脫。它給人以這樣的啟示，如果說譚震林等掀起的“二月逆流”是正義的，如果二月間各地軍方的行動是“二月逆流”的延伸，那麼又有什麼可譴責的呢？故此在當今中共巨頭的語匯中也只有“二月逆流”，而沒有“二月鎮壓”。可見他們與中央文革派這兩個勢不兩立的中共派別之間還是不乏共同之處的。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二月逆流”與“二月鎮壓”還是有關聯的。在文化革命中，關于“二月逆流”的說法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前面已敘及的，但那個版本多為小道消息。中央文革並不喜歡把自己在高層會議上一度受挫的情形公諸于文字，故出自中央文革派之口的正式版本是譚震林在農林系統大肆扶植保守派組織，壓制造反派。如果從這個版本去探討，那麼可以說，譚震林在農林口的作為，與各地軍方的作為出自于同一種理念--壓制造反者，維護原有社會秩序。這就是兩者之間的關聯。又有不同的是譚震林是副總理，手中沒有武力，他的“二月逆流”是用非暴力手段去壓制，而握有兵權的軍方頭目的“二月鎮壓”表現為血腥的屠殺。

   這個“關聯”指的是兩者屬于同一性質，並非說兩者之間有因果關係或從屬關係。譚震林二月間在北京農林系統的所作所為，只是全國鎮壓行動中不算嚴酷的組成部分而已。

   在“文革”結束 許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欲對“文革”作深入的探

   討，當不應沿用中共文革派與中共復舊秩序派的語匯體系和思維邏輯。六七年二月懷仁堂的那場爭吵以及譚震林在農林口的作為都不應是我們着墨的重點，我們的精力應放在二月間全國普遍發生的軍方鎮壓。這個行動表明了軍方繼劉鄧之後又一次以更凶狠的態度和手段來對待人民。劉鄧的第二次反右是把民眾打成“右派”，進行批鬥，而軍方頭目則是把民眾打成“反革命”，予以逮捕下獄甚至直接了當地屠殺。後者比前者凶狠得多。造反民眾指控軍區頑固地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歷史的局限性。當時，他們無論是出于認識水平和政治條件的限制，都只能這樣講。而今天，我們完全應該判定，“二月鎮壓”是中共政權中最頑固、最反動的勢力對人民的鎮壓和血腥屠殺。是中共政權反人民性的集中表現。中共黨軍的這一性質在二十九年後的今天也基本沒有改變。

   第二節、廣州的“三月鎮壓”

   廣州軍方的鎮壓行動比外地各省慢了一個節拍。它正式于三月初展開。然而鎮壓的各項準備工作則是在二月下半月已開始了。組織準備，材料收集，行動計劃這一類秘密進行的事項，外界無從得知，但軍方為鎮壓所作的輿論準備則很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省革聯”奪權的前夕，《南方日報》（原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裏的總派組織行動果斷，迅速奪了報社的權，並與軍區建立良好關係。在此以後軍方與造反派，尤其是與造反派裏“省革聯”一系的鬥爭中，充當軍方的輿論陣地。軍方除自行印發小報《毛澤東宣傳員》，大量刊登指控“省革聯”和“二．八”衝軍區的文章外，更主要的是通過銷售量極大的（各單位均公費訂閱）《南方日報》來實施它的輿論準備。廣州地區另一份報紙《廣州日報》（原中共廣州市委機關報）曾一度為“省革聯”派掌握，但不久也被軍方勢力所控制，至三月初，軍方已操縱主要輿論機器。

   軍方輿論攻擊的重點有兩個，一是“二．八”衝軍區，二是“省革聯”。軍方的喉舌說﹕“‘二．八’事件絕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正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和階級敵人反奪權的激烈鬥爭的反映，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的一個組成部份。”

   “把鬥爭鋒芒指向人民解放軍，這是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陰謀、新反撲。……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是階級敵人罪惡陰謀的大暴露。”

   “當前右派往往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喊著極‘左’的口號，拉大旗作虎皮，蒙蔽群眾把水攪混，組織反革命組織，進行反革命行動，你造反，他也‘造反’；你聯合，他也‘聯合’；你奪權，他也‘奪權’。真真假假，真假難分……我們革命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把這些打著紅旗打著紅旗反紅旗泠認為是‘左派’。

   “在當前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展開大決戰的新形勢下，是擁護還是反對人民解放軍，是區分真左派和假左派，區分真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個試金石。”

   軍方的喉舌還說﹕“黑龍江等地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成功經驗已證明，有當地駐軍代表參加的‘三結合’臨時權力機構是無產階級大聯合的核心。”這個論調表明軍方一方面以“反革命”“階級敵人”的大帽子壓向造反派外，同時也以“省革聯”沒有敬請軍方頭目參加而否定它的法理性。

   此外，軍方也着手與總派建立更密切的結合，以組建它的群眾基礎。二月下旬，《南方日報》刊登關于“地總”、“紅總”兩個工人組織的調查報告，盛贊這兩個組織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造劉鄧陶的反，造舊省市委的反，有紀律有政策水平，在尖銳復雜的階級鬥爭大風大浪中，能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堅決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

   在這一片喧囂之中，除軍方任主號手之外，“地總”、“紅總”也緊緊跟上，在街上刷大標語，吊起身上寫有“省革聯”的稻草人，並在《南方日報》上發表大篇文章“我們工人就是反對省革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