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周恩來的廣州之行

   從二月中、下旬到三月，由軍方主導的對造反民眾的全國性鎮壓，已使運動呈收尾狀態。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曾說過“運動可能要再搞五個月”。從六六年十一月算起，“再搞五個月”就是到六七年三月，看來，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到結束的時候了。然而，事情完全不是這樣，毛及他的中央文革派斷然扭轉了這種收尾狀態，並促使運動繼續發展。他們之所以作此抉擇，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毛的政治清洗尚未完成，劉鄧等仍未被最後定案，中央局、省、市級中的劉鄧分子亦未被完全清除，還需要群眾運動為之效力。中央文革派的大員們欲在文革大波中建功立業，大大提昇自己在黨內的權勢和地位，這一目的也未曾實現。從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初，造反民眾的行動，雖有某些過火的行為，如搶黑材料)但基本還沒越出毛意定的框架，此時毛並不打算懲罰他們。而軍方的鎮壓行動過于嚴厲，如果對此予以認可，那必然會失去相當一部份民眾對自己的崇敬和擁戴。毛的宏偉意向是不但要擁有絕對的權力，還要擁有這份敬仰愛戴，故此他感到不能認可軍方的擅自行動。除了對趙永夫那種級別不高而又進行了大規模屠殺的軍方頭目予以懲處外，對有一般鎮壓行動的軍方（如廣州軍區）也應予勸戒。

   毛中央扭轉運動方向，重燃文革之火的第一個信號彈是三月二十四日“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內稱﹕“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並首先開槍”，“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 數百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曉川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幹部，一律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趙永夫隔離審查。”

   如果說這個決定是具體針對青海而言，那麼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轉“關于安徽問題”的決定〈中發（）號文件〉則聲稱﹕“這個文件提出的政策規定，望各地參照執行。”該文件中強調說﹕

   “第一，不得隨意宣佈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宣佈一個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必須經過中央的批準。第二，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捉人。僅僅因為衝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輯令應一律取消。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沖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責備他們……而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了。第三，……不準對群眾組織亂加取締，更不能用解放初期對待反動黨團組織，采取登記骨幹分子的辦法。第四，……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強調群眾請罪的作法是極其錯盏摹�嚴禁假借‘鎮反’名義，鎮壓革命群眾。”

   隨後還有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四月十三日），“關于福建問題的意見”（四月三十日）等等。在毛中央下達一系列文件的同時，其喉舌也接二連三地發表文章。最重要的是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社論說﹕“革命小將的英雄業績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他們不愧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他們始終體現了革命的大方向。”“當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抓住革命小將的某些缺點錯誤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操縱已垮臺的保守組織進行翻案活動，把一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也有少數幹部因為革命小將對他們的錯誤進行過批判，就對革命小將抱有抵觸情緒，懷疑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和他們對抗。如果堅持這樣做，矛盾的性質就可能會轉化。”

   四月六日中共中央軍委還發佈“十條命令”。其內容除重復號文件的“關于不準輕易捕人”內容外，還強調補充：“對群眾組织無論革命的，或是被反動分子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明白，都不準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對于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對群眾組織“采取重大行動前，應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等等。

   很明顯毛中央基本已站在庇護造反民眾的立場上，對軍方的二月鎮壓持斥責態度。這當然不是即興之作，而是毛中央經過一個月的搜集信息和考量斟酌所作出的抉擇。

   四月上、中旬，短短的十幾天裏，社會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原已沉寂的社會氣氛很快變得熱烈起來，街頭傳抄和歡呼這些文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幾何級數增加。學生組織首先恢復活力，頻頻舉行集會游行，戴上袖章，高舉大旗，齊唱毛的語錄歌，精神無比激動亢奮。接著，工人、職員的造反派組織也呈復蘇，並得到發展。

   如果說六六年十月，毛中央扭轉運動方向，強力推動批“資反線”，下達“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十月五日）和“中共中央關于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十一月六日）是把民眾從第二次“反右”的恐怖中解放出來而得到許多人的感激的話，那麼這次毛中央又一次把民眾從更恐怖嚴酷的軍方鎮壓中解放出來，就得到了更多人由衷的感激和擁戴。“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此時發自許多人之口已不是只具形式的官樣禮節而是成千上萬民眾心聲的溢露。然而這裏隱藏了個大問題，就是毛中央推動批“資反線”，其邏輯結論和實際結論是一致的--打倒“資反線”的制造者劉鄧。有這個“一致”是正常的。然而此時毛中央責難軍方壓制民眾是否同樣也具有那個“一致”性呢？事實表明這一次不正常了。因為毛心中沒有發動群眾去打倒軍方頭目的意向，可是被鎮壓的民眾從血泊中爬起來後，其邏輯結論就是要向軍方算賬。毛的意向和民眾行動之間的嚴重歧異為一年多以後的大鎮壓埋下基因。

   倘若從二月鎮壓中解放出來的人民能處處體會毛的意向，按毛的旨意辦事，這用當時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那麼他們的結局大概不會太差。然而他們的可愛之處正在于沒有處處遵從毛的旨意，而執意卯上軍方，使其行動帶上鮮明的反政治迫害的民主鬥爭色彩。這在廣州表現得尤其典型。

   鑒于各地二月鎮壓的烈度不一，還由于各省市軍方頭目在毛及中央文革派心目中有不同的座標，故毛中央除發全國性的文件之外，還視各省市的具體情況分別再予以解決。應該說毛中央對否定二月鎮壓會引起的反應是有所預料的。四月二十三日毛在一個四川報告中的批示說﹕“現在另一種思潮來了，那裏有些人說，他們那裏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了台，灰濛濛的。”為了防止軍方與造反群眾之間再起衝突，毛中央針對各省市下達專門文件，派員接見各地群眾組織的代表。對廣州表現得相當重視。負有使命的周恩來于四月十四日到達廣州，既為廣交會事宜，更為處理廣州問題。周恩來在廣州逗留了幾天，數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並有軍方頭目黃永勝等在場陪同。周的講話以四月十八日接見會上的最長。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講了幾個小時。雖然其中言不及義的行話、廢話連篇累牘，但也就許多方面的問題作了表態。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廣東“一．二二”奪權定評判基調。周說﹕“廣東‘一．二二’奪權的大方向是對的……實際上這個大方向是抽象的，實踐的結果證明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參加奪權的只有兩個學校的革命左派組織，一個工人聯合組織，一個機關的造反組織，加一個珠影，就是五個單位，加外地四個單位來支援，九個單位。奪權的形式成為一個不公開的談判方式，就是一個要印，一個讓印，就是讓權。這種形式是不足為訓的，不可效法的，是錯誤的。他所说的大方向正確”用以保障“省革聯”派不再受攻擊，奪權形式“是錯誤的”用以說明“省革聯”為何不受毛中央認可。

   二．保護廣東軍方，使之免受造反派攻擊。周說﹕“二月份以來，軍區拘捕了一些人……在全國來說，廣東捕人並不多，而且放得快……也沒有打死人的事情……廣東很謹慎的。當然總不免搞過了一些。……我們感覺廣州軍區在這個問題上，從黃永勝同志起，領導還是負責的。這一點，主席、林副主席是寄予期望的，信任他的，我應該肯定地告訴你們。”

   三．否定“四大事件”之說，既為庇護造反派，也為軍區開脫。周說﹕“所謂四大事件就是“一．二二奪權”，“一．二五”公安局反奪權，還有個衝廣播電臺，最後一個就是二月七號、八號衝軍區。……如果軍區的正式文件中拿出四大事件作為革命、反革命的標準當然不妥囉。”“在軍區還找不到這樣的文件……至于軍區底下的幹部和執行軍官的個別人說過這樣的話，那他自己負責，應該批評他，他應該檢討錯誤。”

   四．安撫一度受鎮壓的造反派，對氣焰囂張的保守派略施抑制。周說﹕“三個‘紅旗’是革命左派，這就是‘中大紅旗’和‘八．三一’，‘華工紅旗’，‘廣醫紅旗’。但不僅僅是這三個‘紅旗’是革命左派，其他都不是。如果這樣傳出去，那我就提倡宗派主義了，要犯極大的錯誤。”“在工人中，我覺得我所發現的，首先要承認‘工聯。它經過一個發展然後又縮小，由四、五萬人，曾經在三月中旬縮小到三千人，現在又發展到一萬人，現在看來它是堅持革命造反精神的……所以我認為應該承認它是一個革命造反派。”“‘廣州工人’原本是一萬多的，現在是六千人，廣東‘紅旗工人’現在是一萬人左右，他們還是堅持……這兩個組織我們看起來現在它這個情形也應該看成造反派。”

   “‘地總’、‘紅總’擁有大量工人群眾，他們都是廣州工人的革命組織，只是有些偏于保守。這兩個組織不能稱為大老保，也不能籠統地稱為保守派。比如說，‘主義兵’吧，你們不去教育他們，他們就會滑到犯嚴重的反動思想。……對‘主義兵’我覺得現在還要做一段工作……並且鼓動他們應該站在毛主席的紅旗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在北京，‘聯動’找也找不到，因為它是反動的。這裏‘主義兵’到處都是，怎麼能叫反動組織呢？……即使是有一小撮是‘聯動’，也要對他們教育批判。”

   五．壓制中共內部廣東地方派系翻案的努力。周說﹕“在廣東省是有一股暗流的……就是我剛才指出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兩個暗流。一個是並沒有被徹底批判的領導廣東十五、六年的陶趙這個暗流。另一個就是地方主義復辟的暗流。……還要嚴防地方主義的翻案。過去廣東陶鑄以前的領導犯過地方主義錯誤。這個是中央討論了的，定了案的。……如果說地方主義要翻案，這就是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