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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六七年冬--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一節紅旗派的分化(1)
產生緊跟派的政治原因
廣州軍區通過一紙檢查緩和了紅旗派的對抗情緒,獲得了毛中央授予其主政廣東的權柄,的確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它洞悉毛的意向是要結束紛亂的社會局面,恢復中共的統治秩序,其具體程序是兩派群眾基本以平等地位實行“大聯合”,消弭兩派紛爭。接著,成立“三結合”的各級地方政權機構和各單位領導機構。“三結合”中的三方--群眾組織代表、革命領導幹部、軍隊幹部,以後者佔主導地位。為全面主持“大聯合”、“三結合”工作,軍方必須派出大量的幹部前往各地各單位任軍代表,這些軍代表今後大多也將就任該地該單位“革命委員會”主要領導職務。而他們離開軍營後,所形成的職位空缺又給軍方自身帶來大量的軍內升遷機會。這對于軍方真是一個喜訊。其實早在六七年春,毛就有通過“大聯合”、“三結合”以重建中共政治秩序的設計,只是由于軍方搞了個“早春鎮壓”,使毛不得不暫放下其設想,用“暮春平反”來否定軍方的“早春鎮壓”。不料藉此從“早春鎮壓”中爬起來的造反民眾向軍方猛撲過去,形成造反派與軍方和保守派聯合勢力之間的一場惡鬥。兜了一個大彎,至此才走上“正軌”。
軍方揮舞著毛的“最新指示”,以主導者的姿態,通過各種方式,推進“大聯合”、“三結合”。在這種情勢下,紅旗派產生了動蕩、渙散、分化。其中一部份對此表示擁護、服從;另一部份表現出疑慮和抗拒;更多的人則動搖在這兩端反應之間。如果說從造反派批“資反線”,反軍方鎮壓的行動中已可窺見民眾對中共統治的積怨,那麼深入分析紅旗派在此新形勢下的表現則更可洞悉文革期間民眾起來造反的種種社會潛因及社會深層矛盾。
首先,各人的政治背景對其態度具有相當的決定作用。在各造反組織的頭頭骨幹層中,出身成份紅或黑的人往往都成為新形勢的緊跟派。這是一個頗有趣的現象。一般看來,“紅五類”出身和“黑五類”出身這兩類人不是應該對同一政治態勢取截然相反的態度才符合邏輯嗎?
文革期間,造反組織中出身成份紅的人往往被推舉為頭頭,其中有黨員招牌者更會如此。這些人投身造反行列往往帶有某些較特殊的因素。復雜的社會現實並不能保證每個人在其生活圈內都可得到他本應有的待遇。某些紅出身的人或黨員有時也會在切身處境中感受到壓抑,這促使他們在文革大波中投向造反行列。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們往往有一種潛意識,那就是他們自詡的造反動機純粹性。他們往往把自己的“造反”區別于那些出身黑類或平日調皮搗蛋的人的“造反”。他們自感是在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反修”、“防修”、“確保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為此,他們在六六年六月間已起而揭露本單位領導”“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言行;六六年秋批判當權派執行迫害群眾的“資反線”;六七年一月奪本地區、本單位走資派的權;六七年春夏參加反抗軍方和保守派鎮壓的行列。他們自認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跟隨毛主席幹革命。如今毛主席又號召實行“大聯合”、“三結合”,並且黨中央又已宣佈廣州軍區是革命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得過的,那麼又有什麼理由不在軍區領導的帶領下去“為人民立新功”呢?故此,他們能自覺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新的戰略部署”,並聽從軍方的指導。在他們的潛意識之中還有一種更深的潛意識。他們隱約感到,在將要建立的新的權力機構中,自己有可能占一席之地。盡管保守派的“血統論”應受到批判,但反對歧視迫害“黑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回事,信用“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另一回事,尤其是當這些青年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紅旗派中出身紅,牌子硬的成員有雙重的優越感。對于“黑五類”出身者,他們有家庭出身的社會等級優越感;對于保守派中的“紅五類”者,他們有一向站穩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政治覺悟優越感。這雙重優越感促使他們在新的政治形勢下成為紅旗派中的緊跟派。
紅旗派中出身黑類者也表現“緊跟”態度,其成因則是與出身紅類者殊途同歸。有人以為造反派大多由出身不好的人組成,這是一大战狻3錾砗谖孱惖娜嗽谏鐣险己苌贁怠H绻旆磁芍饕伤麄兘M成,何以能形成那麼龐大的隊伍?出身黑五類的人經歷了文革前歷次運動的折磨和文革初期的“第二次反右”和“紅色恐怖”運動的迫害,大多已遍體鱗傷、心有余悸。雖則後來有批“資反線”浪潮將其解脫,但多次的痛苦經歷使之對世事仍持謹慎的態度。若身處于保守勢力占優勢的單位,他們大多做逍遙派或違心地參加保守派做個隨大流的一般成員。在造反派有一定勢力的單位,他們亦有可能參加造反派,但很少會成為骨幹、頭頭,因此對于他們也無所謂緊跟不緊跟的問題。只有在職員(機關幹部)和大、中學生中才會有出身黑類者當了紅旗派的骨幹、頭頭。這是因為職員相對于工人處于社會上層,他們有一定的知識文化、政治敏感性和消息來源。他們覺察到這次運動與以往的迥然不同,故敢于采取造反態勢。學生則是由于年少氣盛,除六六年八月的“紅色恐怖”外還未領嘗過更多的政治壓迫。這使他們敢于在運動中衝鋒陷陣,成為出頭露面的人物。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在中央匯報工作會議上說﹕“學生有些出身不好,難道我們的出身都很好嗎?”透過毛的這句話可以推測是當時有許多中共高官向毛中央投訴有些出身不好的學生以造反為名攻擊黨。毛用這句話去反駁他們。毛的意思是,既然從前你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可以通過參加共產黨的革命而成為高官,那麼當今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為什麼不可以響應我的號召投身文化大革命呢?毛的邏輯很有道理,並且在其中表達了這樣一個法則,學生出身 好不好並不至關緊要,關鍵的是按我的旨意去做。董仲舒有“天人感應”之說。在此毛可為“天”,職員與學生中某些出身不好的旗派頭頭、骨幹為“人”。兩者之間似有感應。毛的法則通過無形的思維傳遞到他們的腦際,使他們明白,若要保持革命的身份,少冒政治風險,不至在今後的風雲變幻中成為犧牲品,就必須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因此,如果說出身紅類者去“緊跟”是出于潛在的政治優越感那麼出身黑類者去“緊跟”就是出于潛在的政治自卑感。由此可見,共產黨的統治倫理具有極為強大的政治威懾力。即使在文革的翻雲覆雨中,經歷了幾次較量,至此已從一默默無聞者成為頗有號召力的人物,但仍消除不了潛藏于他們內心的虛弱和恐懼。
相對于上述兩類人群,出身非紅非黑類者,尤其是其中大多數沒有黨證的人,取“緊跟”態度者的比率就大為減低。很明顯,這是就政治背景因素而言,他們既沒有優越感,也沒有自卑感。他們在這新的政治形勢下的行為取向大多決定于其實際社會處境。非紅非黑類出身的人群在文革大波中往往發生了相當大的作用,尤其在廣州地區,因為他們數量很大。文革運動主要在城市進行。中國工人階級資歷不長。六十年代的城市工人,其父輩甚少也是工人。故血統工人成份者不多。廣州地區在當時較少重工業,工廠規模有限,其工人多為市區居民,甚少像武漢地區那樣從郊縣農民中招收工人,以致工人中有相當數量的貧、下中農出身。同樣道理,在學生中工人、貧下中農出身者也不多。這就形成了工人和學生的家庭出身以小商、小販、個體手工業者、小手工業主、城市貧民(無固定職業)、自由職業者、職員、教師、文藝界人士、專業技術人士等為多數的社會現實。出身于這些社會階層的人,大多並不但沒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優待,而且還會經歷過種種壓抑和不平。這使他們對原有社會秩序采取反抗態勢。而他們又不像出身黑類者有沉重的精神壓力。故在文革大波中敢于有所作為,這就形成了在全國一些大、中城市裏造反勢力往往能占優勢。像在廣西,盡管廣西王韋國清(全國唯一未倒的原省委第一書記)指示軍隊直接支持保守派鎮壓造反民眾,南寧、桂林、柳州、梧州的造反民眾都有力量進行頑強的抵抗。
如果說,在新形勢下某個人取緊跟或抗拒態度與其政治背景、社會處境、社會地位有關,那麼某個組織的態度取向又跟什麼因素有關呢?或者說在廣州紅旗派中沒有哪個組織的緊跟意識最明顯,正統意識最強呢?有,這個組織就是“省直紅旗”。“紅旗工人”一向被認為較緩進,但是“佛山會議”之後,很多工廠的紅旗工人分部都抨擊《佛山會議紀要》,因為他們在本單位一如既往處于受壓地位,故此時偏向了激進的營壘。可見昔日的反“省革聯”系並非真的右傾保守。同屬“三司”系統的“省直紅旗”與“紅旗工人”則大異其趣。這個職員(機關幹部)的紅旗派組織成立于紅旗派已占優勢的六七年“暮春平反”之後,這與“紅旗工人”成立于六六年冬造反派的草創時期甚有不同。“省直紅旗”的言行一向以穩健著稱,倘若深入了解這個組織的細胞構成,就不難明瞭它“穩健”之來由,也可瞭解六七年冬紅旗派內部鬥爭的實質內容。
“省直紅旗”的參加者並不只是省直屬機關的職員,許多市級機關、市各工業主管局的組織也參加其中。這些組織在本單位其實是保守派。市無線電局裏的情況就相當典型。由過去當權派的紅人、“高政治質量”者所成立的組織本會加入總派。但出于機關幹部的政治敏感性和投機性,他們在旗派占優勢的情形下參加進來。他們體認到這樣做可以更有效地與本單位的造反派抗衡。並且,心有靈犀一點通。許多機關的保守派都選定“省直紅旗”為舟車,使之成為紅旗派中保守一翼的大本營,以致在許多機關裏的兩派鬥爭不是存在于旗派與總派之間,而是發生在旗派內部--“省直紅旗”所屬組織與“機關紅司”所屬組織的對立。如果認為這是造反派的內鬥,那就大謬不然。這其實仍是保守派與造反派的鬥爭,只不過前者也打著社會上造反組織的旗號而已。
文革時期的群眾組織遠非嚴格意義上的黨派。各組織的頭頭為壯大自身的聲勢,增加其政治籌碼,大多都采取來者不拒的態度。即使有的參加者被指為有保守傾向或保皇經歷,頭頭也會為之解脫﹕革命不分先後,從前保守過,是受蒙蔽,現在覺悟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這邊來了,我們就應表示歡迎云云。于是乎這樣一類由許多保守細胞組織構成的聯合體只須在表面上宣稱贊同紅旗派的基本觀點就可得到整個造反派的認同和接納。而“省直紅旗”一類組織在宣傳妥協觀點,執行緊跟路線,渙散、瓦解造反派的鬥志,分化、裂解其隊伍等方面往往起有官方和保守派起不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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