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文革大波中，“省直紅旗”這類組織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因面臨軍方和保守派的強大壓力，始終未能掌握權力的紅旗派客觀上保持了一種臨戰的反抗姿態，使妥協路線不能成為主流。但假如總派垮臺，紅旗派當道的話，情況將會有很大不同。清華“井崗山四．一四”的言論活動就是例證。可見把一些造反派當權的省、市裏造反組織之間的鬥爭全都解釋為“政治野心”、“權力爭奪”、“意氣用事”、“山頭主義”、“風頭主義”、“小團體主義”恐不夠全面，應進一步深入剖析其中是否還存在對舊有政治秩序持不同態度而引發鬥爭的因素。須知，在保守派垮臺的地方，其成員並未消失，除最著名的頭頭無迴轉餘地外，其他人都有“反戈一擊”、改換門庭，變更旗號、以屈求伸的可能。而且只要中共政權的本質不變，這些人的社會座標不變，那終究會有由他們起來重振綱紀的日子。

   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偶爾也會有單位內的典型造反派組織陰差陽錯地投入到社會上的保守派裏。這大多是由于該組織成立很早，而當時“地總”的保守面目還未完全暴露，其後由于人事關係或種種原因又未及時退出，及至六八年夏大鎮壓時，這間廠裏受清算的就會不是旗派而是總派。但並沒有人為之申訴。如果有的話，當權者也會振振有詞地說﹕“紅旗派、東風派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但兩派之中都混有壞人，有壞人就應清理。現在並不是搞一派壓一派。‘地總’的成員有錯誤當然也應受到審查處理。”這些“地總”成員的政治鮮血正可用來點綴當局的秉正公平。可見文革中派性壓制說到底是維護原有社會秩序的社會群體對反抗這個秩序的社會群體的壓制。只不過通常前者大多參加了保守派（在廣州就是總派），後者參加了造反派（在廣州就是旗派）而已。

   第二節、紅旗派的分化（2）

    產生抗拒派的現實因素

   具體的社會處境會決定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群體在新形勢下的行為，這導致了紅旗派的動蕩和分化。反抗原有社會秩序是紅旗派的共同特征，但紅旗派由許多個在原社會結構中具有不同社會座標的階層或社會集團構成。它們之間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造反動機，也有不同的反抗層次、程度。在面對軍方和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乃至暴力殺戮時，它們都暫時擱置了自己的奮鬥目標，而團結起來向鎮壓勢力抗爭。一旦壓力基本消除，取得生存權利後，各社會階層和群體之間的差異便會浮上檯面。

   紅旗派的社會構成大致是工人、職員、大中學生。工人中則還可分為國營工廠正式工人、合同工、臨時工、街道集體所有制工人。此外還有廣州上山下鄉支農青年、農場持證工人。紅旗派中最先對新形勢采取抗拒姿態而遭受壓制的就是支農青年和持證工人。

   當今許多人以為中國的“知識青年”階層，簡稱“知青”，是文革的產物。他們大多知道由六八年秋高、初中三屆畢業生（所謂老三屆）及至七七年的各屆中學畢業生組成了龐大的“知青”隊伍。他們不了解文革前，從六二年到六五年已有一定數量的城鎮青年被驅往農村。由于工業萎縮、經濟不振，城市就業不足，中共遂辦了許多農場，把一些城市的失學失業青少年安排到那裏做農場工人。農場大多種植經濟作物，農場勞動者吃商品糧，領固定工資，故以工人論（但已屬農村戶口）。當時為便于動員城市青年前往，廣州地方官訂了戶口保留規定。即去農場四年後可回城另行安排工作，並發有戶口保留卡，故他們被稱之為持證工人。當時著名的有珠江農場，光明農場，九佛農場，橫崗農場等，安排了許多高、初中畢業生。後來農場爆滿，官方便把城市青年直接驅往農村插隊落戶，所謂與貧下中農“三同”。在這期間，中共為欺騙廣大青少年，在下鄉務農的城市青年中樹了幾個“光輝典型”如北京的侯雋，廣州的陳國基，江西的董加耕，河北的邢燕子。由于那時上山下鄉的城市青年中高中生較少，多為失學失業經年的初中，小學畢業生。故官方尚未把他們稱為“知識青年”而稱為“支農青年”，簡稱“支青”。“支青”與“知青”同音。後來人們往往把它們混淆了。有必要講明的是廣州文革期間紅旗派裏的是“支青”，不是“知青”。

   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有兩批青年處境最為淒涼。一批是農村裏土生土長的地、富子女，另一批是被從城市驅趕到農村的“支青”。當然若將此兩者相比，前者還要悲慘很多。七十年代末傷痕文學興起。作家們大為某些中共高官的命運噓唏鳴冤，甚為文化人的遭遇忿忿不平，也略為“知青”的處境傷感訴情，但從不把筆頭觸向地富子女和“支青”的苦難。這究竟是由于對社會生活缺乏了解，還是勢利心作怪？或許兩者都兼而有之吧。

   在六七年春夏，廣州紅旗派對“支青”和“持證工人”這兩支自己冒出來的同盟軍當然持歡迎態度。從集會游行、刷大標語、貼大字報到拿起武器自衛還擊都有他們參與，確實助了一臂之力。在文革大波中非學生的社會群體裏，凡是對自己的切身處境不滿，而且有改變它的強烈願望的人只會去參加造反派。他們希圖在打破了舊的社會秩序後，自己的境遇能隨之有所改善。“支青”和“持證工人”希望能結束異鄉蹉跎、艱辛苦熬的歲月，回到自己的家鄉廣州，即使做最底層的勞工也好。然而他們微薄的希望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在局勢被軍方控制後，第一個被拿來開刀的便是他們。

   十一月三日周恩來在接見廣州紅旗派代表時就說﹕“你們也和‘ 湘江風雷’一樣，面臨一個嚴重問題。湖南支農青年，過去支持了‘湘江風雷’現在不回去……這股風可不能傳到廣州去。上山下鄉是主席的思想，怎麼是劉鄧路線呢？”

   十一月八日，周在接見雙方代表時又說﹕“上山下鄉是大方向，是主席提出來的，你們要聯合發表聲明，叫他們回農村去。”

   十一月十四日再說﹕“廣州還有一些遺留問題，沒有解決好。首先是支農青年，不光你們廣州有，上海、南京、長沙、武漢……都有。他們說上山下鄉是黑指示。這是錯誤的，是站不住腳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主席的號召，城市的青年要到農村去，城市的不能都在城市，要消滅三大差別嘛！農村有廣闊的天地。農村需要大批的知識青年，有利于消滅工農差別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主席的思想。為什麼上山下鄉呢？首先是支農青年的思想問題。有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還有幹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習慣農村的。特別是廣州搞了個保留戶口，這是陶鑄搞的，這是不對的。他們回來還要戶口、糧食、工 作。說‘黑指示’本身就是不願下農村。這是陶、趙的影響和毒害。有些是當地安排不當，這要當地解決。另外一個原因，你們在武鬥的時候，他們幫了你們的忙，你們管他們的吃住，他們就來了。現在成了你們的包袱。現在他們對中央關于上山下鄉的指示挑三挑四，甚至有人說是‘黑指示’，這是錯誤的，文件是主席批的，講這個話的人，起碼是立場問題！原來有三萬多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城市，後來十月八日中央發了一個通知，減少了，現在還有一萬多，還有部份人十五日準備到交易會靜坐，這影響很壞。這是幹什麼？這不是有意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聲譽嗎？有意見，可到軍區去談談嘛！如果這裏面有壞人挑動，這事就不簡單了！這不是走資派就是壞人或香港來的特務，爛仔。”

   周的調門愈來愈高，措辭愈來愈嚴厲，已隱約露出殺機。紅旗派為了保持自己的名份，很快就硬著心腸向“支青”和“持證工人”下逐客令，要他們回到農村、農場去就地鬧革命。在雙重壓力下，他們大多數都在嚴冬苦寒時節陸續離穗，臨走時留下一句滿腔悲憤的話﹕“中學的書呆子們，我們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但仍有少數頑強者堅持下來。至六八年春夏之間，“持證工人”竟實行了一個極勇敢的行動，佔領糧食局，提出口糧和保障基本生活的要求，並在糧食局門前擺了兩口棺材，派兩名荷槍實彈的勇敢者輪班守衛，表達了他們不惜為此死戰的決心。當然，在強大的共產黨鎮壓機器面前，這只會是以卵擊石。他們在稍後的夏季大鎮壓中，遭到嚴酷的處置。

   “支青”和“持證工人”的造反甚具典型性。他們要求並不高，絲毫不觸動中共政權的根本，僅僅是希望改變自己極惡劣的生存條件，爭回一份起碼的工作、生活權利，本不帶政治成份，與民主訴求掛不上鉤。它比六七年春紅旗派的平反鬥爭低了一個檔次。然而在文革的造反波濤中，他們當然不會只就事論事地向中共官員請願懇求，讓他們回到廣州的父母親人身邊，給他們一個糊口的機會，而會把他們的要求塗上政治色彩。他們說把他們從城市驅趕到鄉下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廣東省、廣州市一批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下的黑指示。他們要造這些走資派的反，要回城工作。其實，他們何嘗不知道，上山下鄉是毛的旨意呢？但是他們能夠明說嗎？把矛頭指向毛，那就一絲一毫的活動空間也沒有了，得到的只會是行刑子彈。說來，陶鑄等一班地方高官畢竟不像毛那樣深居皇宮，他們多少知曉一點民間疾苦，故訂了個戶口四年保留的政策，也算是一點仁政。但民眾起而造反時，卻倒把怒火噴向他們。于是後世有評論家藉此認定文革造反全是狂亂行動，是只反清官不反貪官，毫無正義可言。那麼怎樣才算正義呢？是否應嚴辭直斥毛治國方略倒行逆施，弄得工業萎縮，經濟凋蔽，就業不足？是否應贊揚陶鑄等製訂的戶口保留政策是正確的並要求軍方去執行呢？這樣做可能嗎？脫離了當時當地的現實去作評論真如痴人說夢。

   職員、學生、工人這三個社會階層、群體對新形勢的態度有明顯不同的取向。在此三者中都產生緊跟派和抗拒派，但比率不同。緊跟派以職員裏最高，學生次之，工人最少。抗拒派則剛好反之。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

   “職員”，即機關幹部，相對于工農民眾來說他們都是“官”。屬于幹部--行政官員的編制。在管理上也截然不同。工人屬勞動工資科管，幹部屬各級黨委的組織部（或科）管理。工人得以去做幹部叫“提拔”（後來還有所謂“以工代幹”）。幹部去做工人只會在犯了嚴重錯誤後，叫作“開除幹部隊伍，降為職工。”可見中共所稱“工人階級為領導”純屬欺人之談。不過“職員”這類“官”和真正握有權柄的領導幹部--文革期間所稱的“當權派”又有顯著不同。作為下層公務員，他們沒有行政權力，只是完成上司交下來的一項項具體工作。會計科的科員們在算一筆筆的賬，稅務局的征稅員們在一單單地向企業收稅，這都類似工人們在完成廠方下達的一項項生產計劃。因此“職員”具有亦官亦民的特質。這對于他們在新形勢下的行為取向有相當大的左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