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總派對紅旗派的全面政治反攻

   六七年初冬，總派就以介入旗派內部關于《佛山會議記要》的爭執和批湖南省“省無聯”極左思潮來向旗派反撲。至六八年春，這一反撲已發展為全面的政治反攻。總派的重要宣傳陣地“東風評論”發表題為“林傑、戈楓的辯護士”一文吹響反攻號角，直取旗派的要害，力圖從政治上把旗派徹底打垮。

   旗派的政治要害在哪裏？在與中央文革派已倒台人物的關繫上。這甚至不僅僅是廣州旗派的，也是全國造反派的政治要害。中央文革明顯分成兩部份，其一是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有相當資歷的人物；其二是關鋒、王力、戚本禹、林傑等後起秀才。雖然中央文革對各地造反派的行動常予以導向和支持，但前者決不與造反派組織直接聯繫，而後者則會作具體干預。如廣州學生造反派中最具號召力的“中大紅旗”與林傑的關係就相當密切。廣州機關職員旗派組織中產生最早、實力雄厚的“中南局聯絡總部”就是在中央文革派員策動下成立的。並且在其後的活動中與王、關、戚等保持聯繫，匯報廣州的情況，聽取指示意見。廣州旗派組織的最大聯合體--合了當初的“省革聯”派和反“省革聯”派的廣州批陶聯”也是在中央文革的干預下成立的。其具體聯繫脈絡是關、王、戚、林授意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的吳傳啟、潘梓年組織“首都批陶聯”。吳等人則通過“首都批陶聯駐穗辦事處”策動“中南局聯絡總部”為核心去組織“廣州批陶聯”。而“廣州批陶聯 ”的反軍區行動則種下它與軍方無可解除的仇結。

   顯而易見，旗派的廣大基層群眾對其上層分子與中央文革的聯繫並不了解也沒有興趣去了解。雖然都同屬旗派營壘，但其上層和下層在造反動機和行為方式等方面都大相徑庭。出于歷史的局限性他們都不可能對社會的政治結構提出根本性的改革。其下層多以反抗中共基層官僚的壓迫、欺侮為動因，上層中的一部分則介入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並希求從中有所收益，拓展自己的仕途。這兩種不同的思想內涵在某一期間內都會體現為反對原有的政治秩序。但前者的反對會是單向的不歸路，後者則是雙向的，到了某一時期，當它獲得了權力之後，又會為恢復原有政治秩序而努力，不過現實並沒給予他們這個表現的機會。

   總派沒有興致去分旗派的上層和下層。它所關切的只是旗派反對原有政治秩序的整體傾向，為此，它也只須對旗派作整體性的抨擊。不但純粹以反抗者姿態出現的旗派廣大基層群眾無可見容于原有政治秩序的維護者，即使是原政治體制內的權力爭奪者也一樣不被其饒恕。

   總派整理了許多旗派組織或人員與王、關、戚、林的材料，陸續在街頭大字報上和小報中拋出。它力圖在社會上營造這樣一個意識﹕旗派背後有黑手，是受王關戚林集團操縱的。總派射出的這支箭十分有力。前階段它已攻擊旗派被戈黃集團操縱。而戈黃集團只是廣州“土產”，給其定罪者只是廣州軍方，故罪名並不具摧毀性。現它的這一指責就十分強勁。因關王戚林是由毛中央定的罪，旗派既與之聯繫密切，如何能洗脫政治上的污點？

   總派從這裏在旗派的政治防線上打開一個大缺口後，便乘勝追擊向縱深發展。它把反攻的攻擊點上溯到六七年初。總派翻出旗派衝軍區的舊賬大作文章，重批“省革聯”奪權，大彈“三月東風浩蕩，軍管成績輝煌”的老調。總派此時也來批判“二月逆流”，它所指的“二月逆流”是旗派于二月間對軍區的數度衝擊。並且，總派還巧妙地把旗派的“二月逆流”與旗派的八月“揪廣譚”、“揪軍內一小撮”聯繫起來，指明旗派一貫反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反軍派，並自稱擁軍派。

   在總派的一片甚囂塵土的批判聲浪中，廣州的某些軍方頭目也出來幫腔說，看來旗派的確有許多問題。廣州軍方從六七年八、九月的支旗到十月以後的“支左不支派”，“一碗水端平”，再到六八年春明顯表示對旗派的憎惡，已經轉了一百八十度，重新回到原本支“總”壓“旗”的立場上。廣州軍區作戰部一位副部長在公開談話中唱出與總派完全一致的調子﹕“‘三月東風浩蕩，軍管成績輝煌’就是輝煌嘛！”

   時過境遷，紅旗派曾經在宣傳輿論上占盡優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面對總派的一連串指控，它深感窮于應付。如果說在“省革聯”問題和三月軍管的評判上，旗派還可作點辯駁的話，那麼它決無能力解釋關王戚林的倒台及撇清自己與他們的關繫。這一只痛腳是牢牢地被總派抓定了。總派用力捏一捏，它即便痛徹入心也無從聲張回罵。

   總派從政治大反攻中獲得了無盡的勝利喜悅。從前他們總是被抨擊、被指責，現在輪到他們當抨擊者、指責者了，真是喜氣洋洋、躊躇滿志。保守派的帽子壓了他們一年多，現在他們反過來把保守派的帽子回扣在旗派的頭上，理由是旗派保了“戈黃集团，保了“關王戚林”。當然這一罪名份量有限，關鍵還是把旗派打成受黑手控制的反軍派。總派叫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擁軍派必勝，反軍派必敗！”

   六八年春末夏初，旗派發動“反四右”，作被蕩平前的最後掙扎。而這一行動又被總派抨擊為“反三紅”，即反新生的紅色政權、紅色軍隊、紅色司令部。六八年不同于六七年，紅旗派在政治上愈來愈處于劣勢。

   當年造反派的這一政治要害不但使二十八年前的廣州紅旗派無法抵御總派的攻擊，也使二十八年來，直至當今造反派仍遭到某些人的嚴厲譴責。這些人士腦際運行着這樣一個思維邏輯﹕毛發動禍國殃民的文革浩劫是錯盏模�中央文革是毛發動文革的幫凶，當然是死有余辜的；而造反派是中央文革支持的，是聽命于中央文革的，故也是十惡不赦的。一場極其復雜的社會大波就被這些社會賢達、知識精英作了如此簡單的詮釋。

   第二節、“新生紅色政權” 对

   紅旗派的組織瓦解

   省市革委會成立以後，順理成章的就是要組建地區、縣、區各級和各企業事業單位、學校、機關部門的革委會。在組建各地、縣革委會時，一般沒有什麼阻力。因一離開廣州市，幾乎就是總派的天下。只有在肇慶、汕頭、韶關幾個中等城市裏旗派還有點力量，其他地方幾近空白。由此可以洞悉文革造反，即使有毛的號召，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在省會級的大城市裏由于市民的整體文化水準遠高于小城鎮和鄉村，更關鍵的是有初生牛犢的學生為先鋒，文革大波才掀得起來。省會的“城牆”之外，原有的政治秩序極為穩固，愚民政策和高壓措施早使民眾成為馴服羔羊，極少數的膽大妄為者形成不了派別，在迅即被懲治後，再無反抗能力。故此，在大多數的地、縣裏成立“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只不過是把舊有的政權機構換過名稱而已。在少數旗派有點勢力的地、縣則用高壓乃至暴力手段來催生“新生紅色政權”。如汕頭市鎮壓“二．七”派（旗派觀點）最凶悍的原副專員孫某當上專區革委會副主任。支持“二．七”派的幹部全扣上“黑手”、“走資派”的罪名抓走入獄。陽江縣的駐軍頭目于鳳江在對縣內旗派組織進行了突襲式的鎮壓後，成立了只有總派代表的縣革委會。海南特別行政區的革委會八十名委員之中，旗派只有五名，常委中則無旗派蹤影，這實際上已是單派革委會。

   廣州市裏的情形與地縣大不相同。雖然經過了半年左右的消蝕，旗派已呈渙散，社會輿論上的優勢也已消失，但旗派在整體上仍具相當的能量。在多數的大、中學校裏旗派占組織優勢，軍訓團強調對等原則，即革委會的領導機構裏旗派和“主義兵”據以相等席位，對此旗派大多予以接受，遂成立了革委會。然而工廠裏形勢又是另外一番景況。多數工廠裏旗派不占組織優勢，總派抵制對等原則，不給予旗派代表以相等席位，旗派當然不服，雙方爭執不休，革委會遂于難產之中。即使有少數工廠裏旗派占了組織優勢，但由于對幹部審查的歧見，也使革委會的成立一拖再拖。通常的情況是十七年舊官僚大多不與造反派合作，造反派便極力搜集整理他們的材料，阻止他們進入革委會，以防止們他重握權柄後對造反者施加打擊報復。也有少數情況是有的舊官僚支持了旗派便被總派打成“黑手”，揪鬥不休。

   為了加速各單位革委會的成立，省市“新生紅色政權”感到有必要從組織上瓦解旗派，使之沒有力量抗衡當局的旨意。這具體的瓦解措施就是號召圍剿派性和鏟山頭。

   在六七年秋末冬初，周恩來等數次接見廣州兩派代表時，都三番四次地提出兩派要盡快實行大聯合。但他同時又說﹕“主席講了，聯合不等于倒旗。”“工人階級聯合了，不等于馬上取消組織。”“大聯合後，各組織的旗幟不要倒。這派要把那一派消滅了，這種想法是派性。”然而約半年的形勢丕變，今非昔比。當時旗派聲威甚熾，要它倒旗，實屬操之過急。而今旗派每況愈下，廣州主政者認為可以對它下手了。

   省、市革委會發動強大的宣傳攻勢，要求群眾組織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實行大聯合鏟平山頭。它宣稱﹕“敵人利用派性，派性保護敵人。” 故派性山頭一定要予以鏟除。省市革委會的這一論調除有對旗派施加政治壓力的意味外，也是它真實觀點的流露，它始終把造反者視為敵人。

   總派組織聞風而動，紛紛宣佈解散自己的派性組織，回到本單位車間班組裏執行以毛中央關于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實現大聯合的指示。總派鏟了山頭，你旗派鏟不鏟？不鏟就是死抱着派性山頭不放，就是不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不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總派高叫﹕“先鏟先忠，後鏟後忠，不鏟不忠。”而它率先鏟了山頭當然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了。旗派組織此時真是進退維谷。不鏟則為形勢所迫，若鏟則後果不堪設想。保守派的頭頭骨幹們大多任有一定的職務，車間主任、科室幹部、工段长、班組長，或是積極分子，先進人物。他們身後又站着廠當權派。他們並不特別需要總派這個山頭，因為他們還有個更大更有力的真正山頭，那就是共產黨及其人事網絡。這個山頭保障了他們的地位和利益。而總派組織只是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專為對抗造反者而產生。如果現實是他們率先鏟掉總派山頭，有助于迫使造反者也鏟掉山頭的話，那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解散自己的組織。他們鏟掉總派山頭後仍具有地位和能量，無後顧之憂，而造反派大多是一般工人群眾，一旦失去了旗派組織，他們就只是某個生產班組裏孤立無援的工人，根本無力與原保守派人員抗衡，無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不受侵害。在某些工廠裏，旗派組織承受不住壓力，鏟了山頭，迅即被總派勢力吞沒，廠革委會也得以迅速成立，並且當然是舊有社會秩序的原班人馬掌權。有些工廠裏旗派組織則頑強地保持自己山頭，任由總派叫罵也堅決不鏟，從而使廠革委會成立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