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達到從組織上瓦解造反派的目的，省、市革委會想了個辦法，就是大辦所謂“學習班”。毛曾有個最新指示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新生紅色政權”加以運用了，它辦了一期又一期不同級別的學習班，從兩派的大頭頭到中、小頭頭都輪流召進學習班裏脫產學習，集中住宿。總派參加學習班是陪襯，旗派人員才是主攻目標。學習班裏無非是學文件，談體會，講看法，而最主要的是搞所謂“一幫一、一對紅”的把戲，即派某個老幹部與某個旗派頭頭固定作思想交流，談心得體會，似交上朋友一般。組織間的談判往往劍拔弩張，會議上的發言也會義正辭嚴，但個人間的私下聊談，卻難以撕破臉皮惡言相向。這個攻心戰術是會有一定的作用。一旦離開了自己的組織群體，在一個孤立的環境中又有個身居某一職位的共幹對你笑臉相迎，神情友善，那麼即使他講的話你並不贊同，也難以直率反駁，甚至會在潛移默化中漸漸放棄自己的觀點和主張。當局利用這種方法軟化旗派頭頭們的反抗意念；或對他們進行收買許諾；或陳以利害，令其懾于堅持“派性”的罪名而就範。

   “新生紅色政權”瓦解紅旗派組織的措施雖有一定的成效，但並不太理想。紅旗派社會上的組織聯合體仍然存在，一些工廠裏的旗派基層組織亦在活動。這使當局感到還應構想出其他辦法來向紅旗派施加壓力。成立工人糾察隊就是當局的另一辦法。

   第三節、新生紅色政權的鎮壓工具

    工人纠察隊的成立

   六八年春，毛有一句最新指示﹕“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這句話成為省、市革委會組建“群眾專政”武裝的理論根據。並且，省、市革委會還聲言，成立“群眾專政”武裝力量有現實上的需要，因為“社會上的流氓阿飛、投機倒把分子、地富反壞右都在猖狂地進行破壞活動。”省革委會的機關報《南方日報》發表社論，傳達省革委“刮十二級台風”的號召，向一切暗藏的敵人發起總攻。同時，省革委會也發佈“關于維護無產階級革命秩序”的通令。一時間，氣氛驟然緊張。在這種情形下，省革委會下达立即組建“工人糾察隊”的指示。

   “工人糾察隊”（以下簡稱“工糾”）如何組成？按省革委會的指示是﹕必須經過本單位革委會或實現大聯合的機構和駐軍代表的充分協商，必須有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參加，經廣州市有關部門批准。

   六八年春季，凡能成立革委會的工廠，幾乎都是總派占優勢。而未能成立革委會的則必定是廠裏的旗派組織仍有一定的力量予以杯 葛。不過旗派當不占主導地位。駐廠軍代表也大多厭惡他們。握有實權的廠保衛部門的幹部則從來都是站在造反派的對立面。通過“工糾”的組建很能揭示一些社會實質。在中學裏能過政審關（主要是家庭政治等級）被吸收參軍的“主義兵”人數大大超過旗派學生，即使在旗派占絕對優勢的中學裏也不例外。這使旗派組織顏面大失，也促使其中一些人作更深層的思索。而“主義兵”則重新發現自己在這個社會裏閃光的價值。他們興高采烈地走出了昔日的困惑和迷茫，悟出天空中的烏雲很快將消失。驕人的社會等級使他們終究會擁有蔚藍色的萬裏晴空。

   如果說徵兵幾乎是單看家庭出身，那麼加入“工糾”就是憑綜合政治指數，即除占主要的出身成份外，還看政治表現，即雖成份一般，但若一向緊跟共產黨體系的人也有可能成為威風十足的“工糾”隊員。“工糾”的組建發出了一個強烈的訊息﹕共產黨原有的社會倫理和政治秩序已在迅速地恢復和重建。

   基本由總派人員組成，聽命于新生紅色政權的“工糾”順理成章地成為它的武裝力量。“工糾”的標誌是頭戴藤帽（後發展為鋼盔），臂戴袖章，手執漆有紅、白、黃三色的棍棒。他們耀武揚威地列隊在街上巡邏經常以打擊流氓、阿飛、投機倒把分子為名，恐嚇毆打無辜民眾和旗派成員，更經常的是以圍剿派性為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撕毀宣傳旗派觀點的大字報、大標語。若有旗派成員敢提出抗議或阻止，他們便打出省、市革委會的旗號進行壓制並仗人多勢眾用暴力對待抗議者。

   “工糾”的出現使旗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總派在輿論上的政治大反攻雖然凌厲，但並不具體危及旗派的組織。革委會的指責也只表現在文字語言上，而“工糾”的行動則是實實在在地打擊壓制了旗派的組織。旗派與總派之間發生衝突，可以解釋為派性衝突。而旗派成員與“工糾”的衝突就會被解釋為旗派反對“新生紅色政權”，因為表面上來看，“工糾”不是派性組織，而是革委會領導下的實施“群眾專政”的力量。並且在具體對抗時，未經嚴格組織的旗派成員根本不是有嚴密組織的“工糾”的對手。旗派成員與之交鋒，只會吃虧。

   在許多工廠，由保守派控制的革委會或大聯合機構要想對某些特別頑強的旗派成員進行打擊時，常由革委會去羅織罪名，再交由“工糾”去執行。“工糾”得令箭後便去抓人抄家。“工糾”甚至對學生組織也敢動粗。如四月底，廣州重型機器廠的“工糾”就曾毆打華南師院的學生宣傳隊。廣鋼“工糾”砸了冶金學校的旗派總部。情勢已經發展到“工糾”不但打壓旗派的組織，而且迫害旗派成員的人身。

   至六八年夏季大鎮壓時，“工糾”配合軍隊大舉踏平了旗派，並且其行動比軍隊更為持久。在大鎮壓之後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連串反復清算、迫害曾經有過造反行動的人的運動中，“工糾”都充當了打手的角色。抄家、搜捕、關押、抓人游街、噴氣式批鬥、刑訊毆打無所不為，確實是窮凶極惡。以至當時廣州民間有許多人在恐嚇吵鬧不休的幼兒時會說“工糾來了，工糾來了，你還吵？”幼兒聽了竟也嚇得大氣不敢出，收聲不鬧了。

   第四節、第五個回合、“反四右”

    紅旗派最後的抗爭

   六七年秋冬紅旗派分化出了緊跟派和抗拒派，發展為正統派和激進派。激進派一部份還發展為極左派。其實在這兩派之間還有個中間派。中間派在基層成員中體現為旗派內的逍遙派，在頭頭中體現為現實派。逍遙派本是指不參加任何組織的人，不卷入派別鬥爭，輕松自在，故謂逍遙。其實逍遙派內心還是有觀點傾向的，並且大都是傾向造反派。持有保守派觀點的人不必作逍遙，加入保守派既安全又有獲利的可能，何樂而不為。但參加造反派風險大，故不少人雖贊同它的觀點也不加入其組織。

   旗派內的逍遙派是六七年秋冬以後的“新生事物”，主要存在于工廠。不少民眾以為此次運動既是整當權派，那當可以把那些專橫跋扈的廠長書記拉下馬，也讓那些當權派的紅人吃癟。然而形勢的變化使他們看出這並無可能，當權派必將官復原職，紅人們也風光依舊，想想白忙一場，失望之感油然而生，遂轉向消極，也逍遙起來。

   在旗派頭頭層中也有相當多的人對形勢的變化感到迷惑和失望。他們不願違心地去緊跟，不願做由衷的正統派。但鑒于本身所處的位置，又不能作抗拒姿態，不能發出激進的語言，只能面對現實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應。如在封槍運動中，抗拒派的代表人物“紅司吶喊”諸成員可以大聲疾呼﹕“多少造反派出生入死才換回這批槍支……我們的武器，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誰交出去，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誰就是陳獨秀。”但在中央調查團日夜催促和笑臉包圍下的一些頭頭卻不能這樣慷慨陳辭。他們所能做的是一方面把大宗重武器、長槍交出，一方面把少量輕武器、手槍轉移或收藏。現實派由此發端。

   在六七年冬正統派與極左派的論戰中，現實派們基本作壁上觀。他們內心深處不贊同正統派，甚至有些傾向極左派，但他們不作明確表示。文革初期他們之中有的人懷著朦朧的民主鬥爭理想投身這場社會大波；有的人則以為紅旗派會繼上海、武漢的造反派獲勝掌權而亢奮激越。但現實的發展與當初的設想漸行漸遠。他們不再作不切實際的期望，只祈求當局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待遇，起碼不致壓制乃至清算他們。只要能達到這一點，他們也就滿足而不作異動了。然而六七年冬、六八年春的社會局勢使他們憤懣之情日增。總派政治輿論上的攻擊，省、市革委會不斷施加的壓力，“工糾”明目張膽的挑釁，這些都使他們難以熟視無睹。就如旗派的基層群眾希望社會上有旗派的聯合體存在以作他們的後盾一樣，旗派的頭頭也明白這樣一個很基本的道理，廣大的旗派成員是他們的社會基礎。一旦旗派的基層組織全被瓦解，或基層組織的頭頭骨幹被排斥在基層單位革委會之外，那他們席位下的基礎就被掏空。目前還對著他們皮笑肉不笑的軍頭、官僚們完全會一夜之間變臉把他們的座席壓下去。他們的力量來自于基层。如果還不願甘當一個政治木偶、權力擺設任人操縱的話，就不應目睹基層組織的瓦解而無動于衷。憤懣的積累使現實派拉開了反擊之弓，情勢的丕變也使正統派斂聲屏息。現在只差一支箭，已與去年底的激進派合流的現實派就可正式展開反擊了。這支箭終于出現，那就是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登載于《人民日報》上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

   即使不看內容，只望一望這個題目，也就如給紅旗派廣大成

   員打了一支強心針。半年多來“派性”的帽子一直盤旋在他們頭上，“圍剿派系”、“鏟平派性山頭”是當局企圖瓦解其組織的犀利武器。現在來自中央的聲音提出要對派性作階級分析，真是苦旱逢甘露。文章裏還說﹕“派別鬥爭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階級內容，就會分不清是非，就會抹殺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區別。這正是右傾機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這些語句很合紅旗派的胃口，遂把它反復引用宣揚。

   四月份對于紅旗派是個美好的月份。一年前的四月他們得以翻身，掀去“早春鎮反”的高壓，並開拓出一段輝煌的歲月。今年四月他們又試圖反擊。去年的故事是否能重演呢？文革時期，造反民眾之可以衝擊共產黨的政治秩序系有賴于毛的庇護。而毛的庇護民眾的真實動機只不過是為了動員他們為其政治清洗火中取栗。六八年四月大不同于六七年四月。對于像廣東這類已成立省革委會的地區，毛中央並不樂見那裏再發生動蕩。盡管六八年春北京又發生了一些情況，但毛中央並沒有由此再來個全國大反復的意向。然而廣州紅旗派不了解，或許是不願了解這一點。

   有利于紅旗派反擊的消息陸續傳來，北京揪出了“楊、余、傅”集團，楊還被指為關王戚林的後台。不久又有外交部九十一名司級幹部聯名的旨在保陳毅的大字報，此大字報受到周恩來的斥責。還有二十一人和四十八人上書毛的事件。上書主謀為聶榮臻等一批軍方元老。他們反對林做毛的接班人，要求限制江青的權力和立即結束文化大革命，而這些行動都被毛否決並指責為替“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