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暴力事件再起

   經過了紅旗派兩個多月的政治反擊，六八年春夏之交，社會空氣已十分緊張。旗派與總派、軍方、省市革委會的矛盾已相當尖銳。在這種形勢下發生了六八年的第一件大型暴力事件--“五．二二”供電公司事件。

   事情起因是供電公司“工革聯”于五月二十日在公司裏張貼“總派就是大老保”之類的大標語。不久大標語被總派覆蓋、撕毀。二十二日清晨員工上班後，“工革聯”召開會議，一致認為對總派的挑釁行為不能沉默示弱，遂結集起來再往總派“工革會”總部的牆上寫“打倒地主匪”的標語。正在書寫張貼之間，總派突然發動暴力襲擊。用刀、匕首殺死殺傷旗派成員數名。旗派聞訊後，即動員約一百人的旗派中學生前往增援，擊退總派攻勢。但總派旋即調集上千人馬進行大包圍。旗派見狀，也再行調動人員前往。晚上總派竟放火焚燒供電公司的倉庫，火光衝天，殃及附近民房至二十三日凌晨軍隊開進現場才控制了勢態。

   在增援供電公司旗派的行動中，二十二中“東方紅”表現十分勇悍，遂被軍方深為懷恨。廣州“警司”竟說“東方紅”搶了軍隊的槍支，打傷士兵百余人。六月一日，警司某部突然包圍二十二中“東方紅”大樓，動用軍用雲梯圍攻。“工糾”、“主義兵”也到場助陣。一班中學生如何是大兵的對手？“東方紅”大樓很快陷落。六十九名被圍者全數被俘，遭到毒打，許多人成終生內傷。二十二中“東方紅”在旗派中學生裏不是大組織，它根本沒有力量在一次行動中打傷上百名軍人，警司所言純屬誣指。

   更血腥的事件發生在六月十一號六榕路派出所門前，是為“六．一一”慘案。那天，四十六中兵團聽說六榕路派出所抓了一批人，內有該兵團成員，遂派出十七人（其中有四名女學生）乘車前往查詢。到達後，他們發現派出所大門緊閉，便用力敲門。沒想到突然衝出幾十名警察和軍人用大棒向其猛擊，他們猝不及防，只得倉惶脫逃。其中何自成（十八歲）動作稍慢，被擊倒在地。軍警們對已倒地的何自成仍亂棒交加。可憐他頭顱破碎、血肉模糊、死狀極慘。事後，六榕派出所竟反誣何等人系來派出所搶槍，打死活該。

   六月六號，二十九中“紅旗公社”、“三紅兵團”在文德路地總總部附近遭到突然襲擊，一人（陳志奕）死亡，多人受傷。事由是二十九中旗派獲悉其成員李姓學生被抓進市一宮地總總部，便結集前往交涉放人。但不料地總報以衝鋒槍子彈，武力薄弱的二十九中旗派學生損失慘重。

   從這幾件暴力事件可以看出六八年與六七年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軍警的直接介入。六七年的暴力事件規模比六八年大得多，而且全是民眾內部的傑作。即使在總派裏，上陣衝殺者大多也不會是有官職的人。時至六八年，不但旗派的組織已相當渙散，而且總派征伐旗派的勁頭也下降了。保守派的骨幹分子中有許多也只是平民身份，盡管系屬一貫靠攏黨組織的先進分子，“要求進步”的積極分子，但並無官職在身。他們參加總派，報效當權派是想通過此等良好表現得到某些具體的賞賜。但在六八年春許多單位成立革委會時，他們發現只有他們之中為數甚少的佼佼者能高升入革委會，其他人都原地踏步。當權派官復原職固然理所當然，不過那些並無多少戰功的科室幹部、車間主任都得以居其位，這使某些骨幹分子們內心總有一絲難言的不平。自己犯難苦鬥甚至出生入死，還是抵不上那些只持總派觀點，並無多少實際行動的官兒們能得到實在的好處。唉，官總是官，民總是民，他們內心不無嘆息。當然，有的當權派也頗善解人意。復職之後，設法多成立機構部門，多讓幾個出過力的人做官，哪怕是做“工糾”的班、排長也好。不過僧多粥少，更多的人還是一介平民，這種結局不能不在某一程度上挫傷一些保守派骨幹分子的積極性。

   在初夏的暴力氣氛中，“中大紅旗”做了一件它在文革全過程中最為不智的事情--中大“六．三”事件。

   中山大學是紅旗派的大本營，時至六八年更是如此，中大校園裏各種旗派的機構林立。外地旗派人員去中大簡直有到旗派聖地之感。中大的總派學生組織是“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革造會”)。六八年春夏之交，“革造會”在其總部周圍構築工事，安裝電網，並收集制造武器。這不但使“中大紅旗”感到威脅，更使它覺得大失顏面。臥榻之側，豈容鼾息。堂堂執廣州紅旗派牛耳的“中大紅旗”如何能忍受“革造會”在紅旗派的心臟地區耀武揚威？五月三十一日，“中大紅旗”向省革委會提出“堅決制止中大武鬥，徹底拆除中大武鬥工事，繳交一切武鬥器械的緊急建議”。同時直接向“革造會”發出通諜，要其立即拆除工事。“革造會”不予回復。六月三日，先禮後兵的“中大紅旗”在旗派中學生的支援下向“革造會”盤踞的物理大樓發起攻擊。機槍，手榴彈，炸藥包，化學彈都用上。物理大樓起火燃燒，價值昂貴的實驗儀器毀之一炬。戰鬥中互有傷亡。“中大紅旗”的楊飛立和“革造會”的阮向陽身死。戰鬥結果當然是“革造會”失敗，四十幾名守衛者被擒。六月四日，“中大紅旗”又包圍了“革造會”的另一據點中區圖書館。“地總”、“主義兵”聞訊派出人馬前往援助，旗派各組織也調集隊伍進入中大。雙方嚴陣以待，大戰一觸即發。六月九日，省革委會付主任陳鬱等到中大了解情況，強調立即停止武鬥，並宣佈省革委會已組織調查團着手解決，並要求非中大人員均應撤出，局面才有所控制。但“中大紅旗”以辦學習班為名扣留所俘獲“革造會”成員至六月下旬才釋放。

   六七年和六八年暴力事件中各有一次系由旗派發起。六七年是“八．一八”攻打省總。六八年就是這次。稍加考察就可發現這兩次有很大的不同。．六七年形勢有利于旗派。廣州軍區未被中央明言肯定。有一部份地方幹部公開倒向旗派。旗派本身鬥志昂揚，政治上、輿論上都占優勢。旗派有攻打省總的本錢。．總派駐守省總工會大樓的“地總”、“主義兵”作風強橫，常以冷槍襲擊旗派，故拔除它出師有名，並且也確實得到社會輿論的同情、支持。六八年初夏，旗派的諸項優勢都已成明日黃花。更兼“革造會”的駐守者只是中大 學生，其構築工事系出于身處旗派強勢之中的恐懼自保心理，並無攻擊性。“中大紅旗”的作法確有“大國沙文主義”心態。首先訴諸武力，甚為不妥、不智。

   “六．三”中大事件，旗派表面上占了上風，其實給它帶來了很多的損失。總派有了攻擊旗派的一大口實。旗派一向以自衛抗暴的形象出現，並以此爭取到許多的社會同情，而這次總派可以大肆宣傳旗派如何橫蠻，挑起武鬥。更為凶險的是廣州軍方竟按兵不動，任由“中大紅旗”進行持續攻擊。六月一號，“警司”對並無異動的二十二中“東方紅”大舉進攻。而其後卻對中大事件冷眼旁觀、冷靜異常。這裏面大有文章。老奸巨滑的廣州軍頭樂見旗派的某些行動有刺激總派的作用。他們是想使有所懈怠的總派起來充當鎮壓旗派的先鋒。他們更想讓旗派多作暴力行動以取得最後以軍力將其剿滅的口實。可惜年少氣盛的“中大紅旗”們對此缺乏洞察而讓軍頭們感τ谂浴�

   第二節紅旗派最後的集體反抗意識

    《二沙頭會議紀要》

   六八年初夏，盡管廣州城裏發生幾起暴力事件，兩派武裝衝突的陰雲密佈，但火藥味其實並不及六七年濃烈。總派裏主要是一些“主義兵”在河南地區（即海珠區、珠江以南，廣州人謂之河南）的工廠裏打砸抄搶，“地總”等並無什麼大動作，然而在外縣就大不相同了。五華、蕉嶺、懷集、廣寧、儋縣等地區的總派，其實是由縣武裝部（軍分區的分支機構，屬軍隊編制）指揮的民兵隊伍向勢單力薄的旗派大加剿滅、屠殺。這些地方都常把農村裏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誣指為旗派的後台，先行加以屠殺，並將其尸體在村頭吊起示眾，藉此嚇破旗派的膽，摧毀其抵抗信念，再對其下手。如豐順縣有些公社藉通知開會為名把數百人的地富及其子女集中到山凹，然後用機槍集體槍殺，猶如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殺的作法。

   廣東某些縣份的情形則在廣西全省展開。廣西“聯指”以各縣農村民兵為骨幹力量在省軍區、各軍分區、縣武裝部的指揮下，向梧州、柳州、南寧、桂林等地造反派“四．二二”占優勢的城市大舉進攻。其激烈程度無異兩國交戰。陸續陷落的“四．二二”據點，其被俘人員遭任意屠殺。其後竟廣泛發生打死“四．二二”人員及地富分子，並割其肉而食之的野獸行徑。沿江縣份中許多受難者的尸體被投入西江，順流而下，漂到廣州乃至香港。

   廣東外縣及廣西的少數蒙難者，歷盡艱險，僥幸逃到廣州，向旗派哭訴其恐怖遭遇，講述了軍方和保守派慘絕人寰、凶勝豺狼的行徑。廣州紅旗派聞之大駭。他們朦朧感到一場嚴酷的政治迫害又將降臨，不久自己也會落到那等慘境。一種順理成章的自保心理使業已渙散的旗派組織中的中堅分子行動起來。他們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搶槍行動，當然大多損失慘重，鎩羽而歸。軍方再不似六七年那樣可商量了。

   此時廣州街頭的大標語、大字報已比較稀少，而且多為總派罵“破旗”的內容。旗派廣大基層成員惶恐不安地看著局勢日益惡化。以筆墨見長的旗派骨幹分子們再也沒有心思去與總派打文字官司。他們都忙于組建其武裝，占據市區某些制高點，設置一些大功率的有線廣播裝置，準備迎接戰鬥。在此期間雖也有捲煙一廠、華南縫紉機廠的兩派衝突，但旗派已明白真正的威脅不是來自總派而是來自軍方。適逢六月二號《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在慶祝四川省革委會成立的社論中，發表了毛的最新指示﹕“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旗派馬上將這一段話用來對付軍方，刷出大標語“警司鎮壓人民群眾就是國民黨”。軍方見了，氣炸頭皮。

   毛的這段最新指示很可能是在他獲悉許多地方的軍頭又對造反群眾大開殺戒時作的，他不希望發生這等事情，但再也無力像六七年四月那樣正面責備軍方。他企圖以這些指示去起到某一程度的勸阻作用。然而軍方則根本不予理會。經過兩年的磨煉，各群眾組織和軍方都已能熟練運用那一技巧--在堅決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號下，幹著各自想幹的事情。

   六月中旬，紅旗派在中山醫召開了高層會議，參加者有三十多人。三大學生領袖武傳斌、高翔、林昌文，中南局聯絡部白瑞民和一些大、中學校旗派組織頭頭以及“工革聯”、“紅農友”的頭頭均到場。與會者都談及所受壓力，白瑞民說聯絡部目前所受軍方壓力比去年三月更盛。頭頭們更痛感在幹部問題上一敗涂地。在廣東上層竟找不到一個可以依靠的人物（這正是紅旗派的可愛之處）。省革委會副主任陳鬱對旗派較為友善，但這個唯一的廣東籍高幹純系中央在整肅地方主義之後為營造其寬厚形象而留下的擺設品，根本沒有實權。“工革聯”頭頭邱學科（省革委常委）去找他時，他擺擺手說﹕“不要來找我了，有事去找孔石泉、閻仲川同志吧！”面對凶險叵測的局勢，頭頭們感到應該召開一個更完全的高層會議，以統一思想，團結起來，共赴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