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路
   
   12月13日，我去青年政治学院拜会杨支柱先生，杨先生告诉我学院礼堂正在举办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丁东、鄢烈山、孙大午等学界前辈都将到会。我便临时决定随杨先生去「旁听」会议。虽然由于刘晓波先生约我和余杰、陈永苗等青年才俊中午吃饭，不得不中途退场，但旁听的这一个小时，已经让我魂飞魄散、心惊胆战，却原来，我，我们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曾与死亡擦肩而过！

   
   研讨会上演讲的大都是新闻记者，演讲的题目大都与刚刚过去的SARS有关，其中，尤以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先生的《SARS摄影与生命备忘录》让人惊心动魄、艰于呼吸。
   
   由于每人演讲限时20分钟，贺先生的演讲言简意赅，他劈头就说：「我们社会的每一次退步，都与新闻记者摇旗呐喊有关。
   
   为甚么这次「SARS」带给我的触动更大?是因为跟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有关系。如果我们媒体在最早就介入这件事，把它公开，让它透明，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我在医院采访了半个多月，在这方面深有感触：媒体是有责任的。
   
   不管因为甚么理由我们媒体当初介入得晚，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但是最后面对这么多死去的生命，这些理由都苍白无力。「
   
   贺先生说：当我们后来进去采访时，读者对我们表示出敬佩之情，我心里更觉得有愧。最近的就是那张《背影》，一个病人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医生站在死者的面前……这个画面对我的撞击非常大，画面中包括了生命、死亡，还有医生的责任和无奈。
   
   贺先生讲了这样一的细节，SARS过后，他去采访一位医生，与医生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SARS肆虐北京的时候，你在干甚么？
   
   医生：萨达姆干甚么，我就干甚么。
   
   记者：甚么意思？
   
   医生：东躲西藏。萨达姆躲避美英大兵的追捕，我们躲避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检查。
   
   这位医生告诉贺先生，为了应付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检查，他带著护士用车拉著病人满北京转，后来病人实在太多，就在藏匿病人的处所外立上一块「此处施工」的牌子，外国人一看是工地，就走了。在对付外国人的手段上，我们的官员、医生、护士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智慧」，每一个病人都有真假两套病例，真的藏著，假的欺瞒外国人。为了所谓的国家形象，医生护士们连起码的医德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但是，这种掩耳盗铃、雪堆里埋尸体的做法很快受到了惩罚，人死得越来越多，医护人员也开始大批感染、死亡，医生护士们开始认识到，迟早有一天，自己也会被造出两份病例，死后连真实的死亡原因都不会披露，最终成为撒谎政治的牺牲品！
   
   好在老军医蒋彦永站出来向海外揭穿了谎言，我们的政府才开始真正面对危局，被我们用谎言精心维护的所谓国家形象已经成了谎言之邦的代名词。
   
   那时候，非典型肺炎成了和战争一样热门的话题，许多媒体怪罪中国政府对这种传染病反应迟钝，甚至有意「隐瞒真相」，致使病魔肆虐，贻害世界。更糟糕的是，在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眼中，中国已经成了疫病流行区。一些国家告诫国民不要到中国旅游，一些原定在北京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也被取消或推迟。我们遭到了自六四以来最大的外交危机，110多个国家谴责中国，整个世界都对中国实施隔离！
   
   贺先生的发言把我带回到四五六月份的恐怖回忆中，北京出现严重的SARS疫情特别是青岛发现一例输入病例以后，青岛一下子进入了比战时更紧张的戒备状态，不少地方道路阻断、桥梁拆毁、车辆停驶，重要的交通线上的旅客们平均要被测量十几次体温，任何体温稍高的旅客都会被立即隔离。各单位出差归来的人员不管是否来自疫区，一律无条件隔离14天。我们邻近的胶州市发现一例疑似病例，该地市长、卫生局长、医院院长等大小官员一律撤职，凡去过胶州的所有人员都被一律隔离，我妻子因为是胶州人，从娘家一回来被宣布隔离家中不许上班，连我上初中的孩子也被学校要求必须到学校体检合格后才许上学。
   
   青岛火车站曾经因为发现一个发烧病人，隔离了整整一个车厢的旅客达两周。河北一些发生疫情的农村，整个乡镇、县市都被封闭，北京成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被封闭，大街上空空荡荡，商店关门、学校放假、连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被命令呆在家里，昔日车水马龙、游人如织的长安街只有医院的救护车匆匆驶过……
   
   从一向视人命为草芥、报喜不报忧的中共当局如此超大规模、超大强度的实施比戒严、军管、乃至战时更严厉的控制措施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确实到了亡种灭祖的最危险的时刻！
   
   非典时期，针对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媒体上公开撒已经有效控制了SARS传播的弥天大谎，一位新加坡华人在网上撰文说：根据精确计算，按照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中共当局不采取最严厉的隔离措施，到九月份，中国大陆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将无人能够躲过这场灾难！
   
   贺先生最后也认为，我们能够最终躲过这场灾难，其实有著很大的偶然性。我们要感谢三个人，即钟南山医生、蒋彦永医生和死在中国的国际劳工组织的那位官员，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这个民族可能已经万劫不复！
   
   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灾害发生。但在一个正常的，信息交流畅通的国度，以人类的智慧和现代科技水平，灾害可以减低到最小的程度。但是，在我们这个政府说谎、媒体说谎、人人说谎、公开说谎的国家，任何灾害都能在滔滔谎言中发展成灾难，SARS肆虐不过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严厉警告。
   
   可是，SARS过后，媒体依然满口谎言，没有一点悔改的表示。我们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甚至在国际会议上又一次公开撒出「我们是世界上言论、新闻出版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的弥天大谎！好像刚刚过去的SARS灾难根本就不存在！
   
   我绝不相信，面对这样无耻的谎言制造者，这样无耻的谎言之邦，下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上帝还会放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