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之争终于引来官方的参战，11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吉方平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11月24日又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奇文将《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的举措视为：“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 是“在一笔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的阴谋， 并铁笔直断：“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无疑是要把知识分子引上邪路。”

   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由中共最有影响的两家大报针对极其平常的文化事件发表如此措辞强硬的文章，其含义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吉方平乃解放日报评论员之谓也，此文无疑有着强烈的官方背景）。
   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价值观会做出不同的解读，这是正常的，也是文化讨论的中自然现象。但如果这种解读以国家强权为背景、完全建立在谎言和对文明世界普适价值的彻底背弃的基础之上，那就变成了一种讨伐，一种文化扫荡，一场对公共话语的摧残。
   笔者认为，吉方平文章以“皮毛论”为前提，以“阴谋论”为结论，口气虽然强硬，但逻辑却不堪一击。
   吉文首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属性进行了不无偏颇的概括和描绘：“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泊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 进而以不屑的口气、武断地认为：“‘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
   公共、独立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吗？
   上海的许纪霖教授是研究知识分子的专家，他认为，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外来的西方的概念，它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来自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的俄国上流社会有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群体，他们以西方的文化背景、精神态度来观察当时落后的俄国专制制度，形成了强烈的疏离感、背叛意识和批判意识，这样一个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其二来自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一案，这引起了包括左拉、雨果在内的一大批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他们当时还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为正义辩护、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人士被敌对者篾称为“知识分子”。可见，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公共的，他们是一群以批判专制统治、黑暗现实为己任，在公共领域发言，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具有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
   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出现，是五四以后的事。早期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业余的或半业余的，是自由职业者。正如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说的，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者，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即可以独立于任何阶级，也可以服务于任何阶级。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具有同质和异质两重性，同质性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而异质性是指他们的政治观念主张可以完全不同，可以归属于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三十年代的胡适和鲁迅的例子就是对曼海姆主张的很好的证明。
   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的尖锐化，知识分子阵营开始发生分化，许多知识分子乐意充当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或者物资上的联系，这类知识分子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后，有机知识分子在中国也开始出现。
   吉文以讥刺的口吻说：“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他们的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其实并不“独立”，也无“批判”，这一点奥秘，今天已是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了。
    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对知识分子发展历史的无知，就是典型的偷梁换柱，别有用心。
   不难看出，背后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的知识分子确实存在，但他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有机知识分子或者像作者这样的御用文人，这类知识分子史不绝迹，从来不乏其人。正因为这类人枉披了“知识分子”的外衣，只干为权贵或者某些利益集团捧臭脚的勾当，全无社会良知和公共道义，我们的社会才要呼唤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吉文怎么能用知识分子的另类“有机知识分子”甚至败类“御用文人”来否定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呢？
   吉文又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份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识分子的‘意见’，从来是由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决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一部中国现当代史证明，只有当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走、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知识分子“皮毛论”，吉方平先生从历史的阴沟里找来当年专制魔王迫害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作为自己的论证前提，不仅让人徒生今夕何夕之感慨！
   “皮毛论”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毛 泽 东打知识分子屁股的理论依据，毛 泽 东当年把知识分子一概划到资产阶级阵营，解放以后知识分子仍然是附在工农大中身上的毛，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扬言不听话不给饭吃，此后的反右、文革，知识分子一直是革命的对象。文革以后邓 小 平为了怀柔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说法，藉此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但是邓公的提法只有政治策略上的安抚功效，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持。况历史走到今天，知识分子群体与工人群体的变化何止天翻地覆！如果你让一个西装革履的大学教授开着轿车跑到下岗工人群体中高喊，我是你们第一部分，前者难道不会被后者送进精神病院？
   所谓“一部现代史表明，只有当知识分子跟着共 产 党走、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更是超级谎言。
   中共四九年建政以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谁不想跟共 产 党走？谁不渴望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没有跟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但是知识分子实现的是什么才华？享有的是什么地位？是55万人被打成右派，成为政治贱民！是著名的文学大师被罚去打扫女厕所，罕见的外交天才被勒令王府井卖报。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劫难，是泱泱大国斯文扫地，古老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丢人现眼！
   吉文认为知识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更让人感到荒谬无稽。就以吉文拿来说事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为例，且不说这里边没有几个人是中 共党员，与中 共没有组织关系，中 共凭什么领导？就算按照毛 泽 东的逻辑，党国一家，中 共在大陆至高无上，不接受领导不给饭吃，那么那些入选的体制外的甚至海外的知识分子如金庸先生、丁林先生、方舟子先生，吉方平先生是否打算到香港、美国领导他们？
   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格就是公共性、独立性，不仅是身份的独立、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公共关怀和社会批判，他们永远站在社会强势集团的对立面，保持批判的姿态。如吉文所言的在某一执政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决不会成为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进而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只能成为歌功颂德的权贵弄臣、专制帮凶。
   吉文认为推出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 是“在一笔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的阴谋。这番高论实在是逻辑荒唐的无耻构陷。
   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与党是什么样的关系，路人皆知，无需一一点明，不需要也不可能由一份刚刚创刊的人物周刊来离间。至于离间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建立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则更近乎荒唐。中 共有2000份报纸，4000份刊物，一份小小的《南方人物周刊》（并且也是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集团旗下子刊），竟然有如此神通，如此功效，50名公共知识分子（且不论有些人根本不符合标准）竟然想独占话语霸权，作者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患了恐惧症，舍此，岂有别解乎？
   如果说有，那就是专制思维的无耻构陷，这可能是所有读过这篇奇文的知识人的共同理解。
   
    2004年11月26日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