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在给自己立的遗嘱里说：“死时安葬，愿给我身上披一幅中共党旗，我不是这个党党员，但我是与它‘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不是想死后被追封为中共党员，我只是爱这旗子上的铁锤和镰刀的图案。”
   这段话让我久久感动，眼睛溢出泪花。

   红妍的旗帜，金色的斧头镰刀，都曾是我们这代人少年视野里自由的标志，解放的图腾。曾几何时，红星陨落，红旗飘零，自由变成了奴役，公正、平等的理想变成了赤裸裸的歧视和凌辱、变成血汗工厂，变成草根阶层被盘剥、被践踏的呻吟......身处其中的被压迫、被侮辱群体的知识精英无法像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一样超然的评判，理智的分析，在他们心中，与其说是被欺骗，不如说遭到了背叛!这是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是槟榔式左派的诞生的背景。
   

理想槟榔
   
   槟榔说：“作为左派，我充分热爱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与社会运动，始终是与反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存在与发展的，并因此而受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广泛拥护。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思潮与运动，其中大部分已不能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或者功能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无一不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
   这是理想主义的槟榔。对社会公正、平等地追求构成他的社会理想。而由于出身草根阶层，从小受尽了数不清的贫困、屈辱和歧视，使得他的理想升华为理论，在他的文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作为鲁迅左派的理想追求和价值担当。
   他在《我常常准备着自杀》一文中这样叙说自己的经历：“我1968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中部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祖父母生养了六个儿女，却不能全都养活，如最大的入赘到别人家，最小的被别人抱养走。父母也生养了六个儿女，比上一代更惨，饿死了一半。我在贫乱的中国乡村土地上如野蒿子一般疯长，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我却目睹了许多儿时的玩伴遭天灾人祸，现在早已化为黄土。”
   在这篇催人泪下的文章里，槟榔说，他出生鱼米之乡，却常年吃不到米饭。靠吃山芋和南瓜长大。上中学和大学时，因为没有钱，常常吃没有菜的米饭。可是，比起没有米饭吃的岁月，这样的日子已经很幸福了。
   　 工作以后，他发现来自贫瘠的乡村的人根本被城里人看不起。告别乡村以后，开始过着在城市里的贫贱的生活。他发现在一个金钱和权力衡量一切的世界，他这个两手空空，朴实忠厚的乡巴佬对象都难找。
   槟榔后来到大都市的名牌大学读研究生了，暂时逃避了有权人的欺压，为了生存，却不得不逃课，丢下书本，去社会上打工，做家教，给书商当枪手，给商店当保安，终于挨到毕业。但等着他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父母贫病交加，相继不到周岁六十岁便过世了。他成家，母亲没看到。有了儿子，父母都没看到。
   　　 因为妻子是老家安徽城镇户口，办了停薪留职来南京同住，每个月的暂住费是15元，她却因外地户口没有工作毫无收入。槟榔是这个大都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妻子却要交暂住费才能与丈夫合法地住在一起，槟榔悲愤的问：这是什么社会！
   这种卑贱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经济状况让槟榔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最贫贱的工农阶层的立场上来。正因为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为他们呐喊和抗争，槟榔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历史角色。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原因是他“反对历史中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一直过着痛苦而底下的生活，相信这种状况在将来是可以改变的。"
   

左派槟榔
   
    槟榔把自己定位为鲁迅左派，以鲁迅为尊师，强调鲁迅的"民间"特征，学习、发扬左翼鲁迅的思想和战斗精神，以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评论为武器，致力于"思想革命"。
    槟榔将中国思想界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他认为：“中派只是左右交界的模糊地带，右派阵营主要是自由宪政派和民主西化派（狭义右派），前者想与政府合作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后者在历史上受过难，希望平反，希望中国走上西方那样的民主之路。左派有毛左派和自由左派之别，都强调反对社会不公正，重视下层劳动人民的权利，但前者崇拜毛泽东，强调一大二公的乌托邦理想，后者则强调从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上来维护广大下层人民的权利。左右四派都是对现实不满的，但救治的方案不一样。自由宪政派强调与政府合作，宽容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希望他们自觉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民主西化派首要目的是为自身历史的受难平反，通过各种方式使中国走上西方化的民主社会。海外民运基本上都是这一派。毛左派也对现实不满，但认为现实已经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遭到破坏，他们希望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下的一大二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去。”
    槟榔认为鲁迅左派属于左派阵营的自由左派，在强调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利益上与毛左派一致，在对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之路的肯定上与民主西化派有共同点。至于自由宪政派的宪政理想也是赞同的，但对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的妥协保持警惕的态度。
    宾榔并不认为自己是鲁迅左派的开山鼻祖，他认为：鲁迅左派有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他只是一个追随者和传人而已。
   那么，鲁迅左派的"左"是什么意指？槟榔认为：左意味着改革，右意味着保守；左意味着下层大众，右意味着上层贵族；左意味着激进，右意味着温和。左意味着被压迫者的反抗，右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顽固维持既得利益。......不尽枚举。将鲁迅与"左"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上鲁迅一直作为左翼的旗手，更由于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体现了上面所枚举的"左"的各种特征。整个鲁迅体现出来的一个字来形容，"左"字最贴切。
   其实，作为左派的槟榔只是在同情地层民众、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谴责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有其鲜明的特点，槟榔在支持宪政民主，支持言论自由、支持人民主权和市场经济等方面，与自由主义又派（槟榔所谓宪政民主和西化民主派）并无矛盾。根据槟榔对右的理解，（左意味着改革，右意味着保守；左意味着下层大众，右意味着上层贵族；左意味着激进，右意味着温和。左意味着被压迫者的反抗，右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顽固维持既得利益。）槟榔对自由主义者的认识有失偏颇。无论是宪政派还是西化派都不拒绝改革，也没有舍弃下层民众一味维持权贵们的既得利益，相反，到是与权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毛左派、新左派们反对宪政改革和市场经济，试图恢复已经灭亡了的计划经济和威权政治，新左、毛左打着关心地层民众命运的旗号，不过是利用社会主义的红色理想和激情资源动员民众，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罢了。
   槟榔的这种粗疏阵营划分和角色定位，不可避免的受到来自自由派朋友的诟病，这也是槟榔苦恼和孤独的原因。
   

激情槟榔
   
   出身草莱的槟榔对权贵阶层、对自由主义抱有天然的警惕，他认为：“从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些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社会阶段开始，发展到两个分支：一为专制资本主义阶段，一为专制社会主义阶段。专制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民主资本主义阶段或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专制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到集权或权威社会主义阶段，再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也有专制社会主义阶段回到资本主义阶段的。”
   其实，槟榔对许多概念的使用是随意的、含混的，沿用的基本上是中共社会传统的提法。其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概念从来就没有准确的定义。就历史分段而言,中国的封建主义应该结束在先秦，秦以后是典型的专制主义，没有封建主义的任何成分。1949年中共主政以后，政治上延续专制主义，经济上搞国家主义色彩的计划经济，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成分。真正的民主的、公正的社会主义（如瑞典、甚至英国）中国一天也没有搞过。槟榔所谓的专制社会主义或者威权社会主义其实是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
   由于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槟榔找不到朋友和同志，从而陷入深深的自恋和彷徨、怀疑和悲观。他甚至说：“自由主义者，现在还是我同路人，他们一旦掌权，我和我的劳动阶级会被当作其右翼的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将在红色集权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权贵资本的天堂。但广大下层人民的寻求生存和公正的运动的矛头，现在指向红色集权制度，在你们的未来的权贵资本的天堂里必惊扰你们的好梦。一个保守的、权贵的、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现在，是劳动阶级和各种社会进步势力的反专制的同路人，以后是劳动阶级的敌人。”
    作为他的朋友和同龄人，我深刻地理解槟榔。槟榔需要激情，而不太喜欢太讲理性的东西。他喜欢讲良心，喜欢诉诸内心的良知，他需要一种善恶分明的信仰，他需要一种实现全社会公正、平等而又具有简明实践品格的现实奋斗纲领。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或者确切地说是底层民众，不仅是他的新的偶像和信仰，而且也成了一种心灵的维度，一种价值尺度和立场。
   我和槟榔有着相同的底层情结、共同的社会理想、一样的被出卖、被遗弃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望着红旗我也常常泪流满面，听着国歌我也常常热血激荡。但是，年过不惑，我看清了我曾经信仰过的社会主义实际是国家主义的浅薄和虚妄，义无反顾投向了自由主义。
   许纪霖先生认为：“自由主义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和人生秩序的建构理论，自由主义从来拒斥形而上层面的意义问题，拒斥提供乌托邦的超越性理想，因而也就无法成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担当。”
   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里，缺少对社会公正的特意关注，缺少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功能，缺少宗教性的激情关怀，因而，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永远没有军歌嘹亮、队伍浩荡，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崇高的英雄气质和悲壮的牺牲精神。但是，它是人类的理性之舟，它的两翼是民主和法治，它将负载我们这颗美丽的行星上的芸芸众生踏上宇宙的和平之旅。
   虽然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喜欢槟榔。
   我喜欢他的激情，他的社会理想，他的价值担当。他的风中飘扬的红旗。
   
    20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