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仲春四月走过苏北的原野，你一定会被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金色油菜花所诱惑，和煦的飘著花香的风抚摸著你的脸，你的思绪和灵魂会随著这花香、这遍野的金黄飘啊飘，飘向那个叫做天堂的地方。
    如果你瞩目四望，突然发现，在那金黄色的原野深处，在那浓绿的柳荫之下，立著一位著红衣的农家姑娘，在向你渐渐离去的身影悠悠张望，你的心会立即被忧伤填满，你会想起杨支柱先生的话，天堂和地狱是同一个地方……

    今年四月，我回到苏北，去寻找一段童年的往事，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文革中期，父亲被下放，哥哥姐姐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我因只有10多岁，随父母来到苏北──我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父亲是中共名将粟裕的部属，抗战和内战时期跟著粟将军转战苏北、苏中、曾创下七战七捷的佳绩。1949年早春，父亲所在部队29军85师作为主力部队经过浴血奋战，解放了苏州。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将一起走向天堂，我们将一起走向地狱。」
    1973年早春，父亲作为一名罪臣，回到这片他流过血的土地。
    柳树浦村，那片金色的油菜花。当我们来到这个市郊小镇的时候，田间油菜花开得正欢，江北水乡在满目金黄中风姿绰约。父母没有太多的心思欣赏眼前的美景，尽管这样的美景对于久在文革硝烟中挣扎的他们具有别样的诱惑。我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从部队的深宅大院回到广阔天地，如同鸟儿入林，鱼儿入水，那种感觉真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啊。我从部队带来的用子弹壳做成的小手枪和红五星都成了小伙伴们的眼红的东西。由于我比同龄的乡村孩子要高半头，加上我来自城市的特殊身份，立刻让我成了我插所班的孩子王。
    柳树浦毕竟是文化底蕴浓郁的乡村，即使在文革后期那个疯狂的践踏知识、破坏教育的疯狂年代，当地尊师重教的习俗也没有受到多大冲击。我们班上的期中、期末考试甚至也没有中断。记得我刚刚入学，就碰上期中考试，我的同桌，一个叫翎子的女孩考了第一，我则考了倒数第一。当一袭青衫、银发童颜的罗老师念到我的成绩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包括那些整天屁颠屁颠跟在我后面的男生全然不顾我的脸面，全都哄笑起来。
    我第一次遭受如此羞辱，呼地站起来冲罗老师喊：「你们这是搞修正主义！」
    全班大骇，翎子是班长，她扯扯我的衣角，让我坐下，悄悄说：「你怎么能跟老师这样说话？」
   罗老师到没怎么生气，他说：「请高远同学解释一下，为甚么考试就是搞修正主义？」
   罗老师的问题岂能难到我？我得意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你不叫我们学工、学农、学军，也不批判资产阶级，倒要考我们，我们在城里从来不考试，你们这里老考试，连头都考焦了，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同学们见我长篇大论说出一番道理，一下子又兴奋起来，纷纷说：「高远说的对，我们也不要考试就好了。」罗老师一下子脸变得煞白，半晌才说，「你下了课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下了课，我忐忑不安去见办公室，发现翎子也在。我担心罗老师告诉我爸，他老人家如果知道我在学校捣乱，那只砸死过好几个鬼子的巨手绝对不会饶过我的屁股。这样想著，脸上陪了很多小心。
   谁知罗老师不但没有训我，反而检讨说：「今天是老师不对，不该读你的成绩，你刚来，功课跟不上是正常的。 」 我受了感动，脸涨得通红，喃喃地讲不出话来。翎子过来拉我的手说，「我来帮你补课吧。」
   罗老师拍拍我的肩头，和蔼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呀，学工、学农是长大以后的事，如果现在耽搁了，以后再补也难了。」
   到了晚上，罗老师来家访，原来罗老师解放前就是这个镇上的先生，跟父亲竟然是老相识。两位老友品茗论棋，聊了半夜，当我即将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听罗老师提到我，「高远这孩子，一定要供他把书读透。」父亲叹口气说：「他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下乡去了，还甚么知识青年，其实都是文盲。整天在学校折腾，那里正经读过书？没想到革命、流血，竟然打下这样一个结局！」
   我家原是书香门第，父亲是在南京读中学的时候参加革命的，算是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对我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后代自是深恶痛绝。
   「高远的功课拉下得太多了，让翎子给他补补吧。」
   两人最后确定了给我补课的事。事后我才知道，翎子是罗老师的侄女。
   翎子是那种漂亮、聪慧而又骄傲、认真的女孩，她按照罗老师的要求每天给我补课两小时，少一分钟都不行。她不但告诉罗老师，还专门向我爸爸告刁状，自她补课以来，我的屁股就没少挨爸爸的胖揍。
   我决定报复她，有一天，我和另一位叫大头的男生抓了一条绿色的草蛇放进她的书包，然后大摇大摆跟小伙伴们去摸鱼了。我认为翎子一定会吓个半死，晚上不会再来找我补课了。
   傍晚的时候我提著小伙伴们帮我捞得半篓鱼虾一进家门，发现父母和翎子正坐在饭桌前等我吃饭，桌子上还放著一只盖著的粗瓷盆，见我惊骇，翎子笑吟吟地说：「你的蛇我帮你做好了。」说著拿开盆盖，粗瓷盆里亮晶晶的正放著那条已经做好了的草蛇呢。
   我扭头要跑，父亲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劈头一巴掌，他老人家像狮子一样的吼道：「小子，再敢玩花招，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在翎子的悉心帮助下，我的学习成绩很快上去了。但是，好景不长，全国范围内的教育界学黄帅、反潮流运动开始了。我当年顶撞罗老师的那番胡言乱语竟然成了反潮流的壮举，我也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的英雄。翎子成了教育黑线的「白专」典型，我是小闯将，她是小绵羊，罗老师不用说是「教育黑线」的反面典型。
   一位年轻的学校领导找到我，要求我在全镇举行的反潮流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批判的对象是罗老师和翎子。我其时已经14岁，初中即将毕业，这位老师说，如果我表现好，学校可以推荐我到县里的重点中学去读书。
   我对老师的交换条件不感兴趣，但对批判翎子却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想想吧，春暖花开，油菜花一片金黄的时节，别人一放学就融进了美丽的田野，网鸟摸虾，其乐无穷，我却要被她一个小姑娘逼著在昏暗的堂屋里补课，少掏了多少鸟窝，少摸了多少鱼虾，多挨了多少巴掌，这「阶级仇、民族恨」终于到了清算的时候！
   开大会的那天，会场上站著三位老师，分别是校长、主任和罗老师，唯一的一个学生是翎子。
   我的批判发言有实例、有分析、立意高远，逻辑分明，用词准确，上纲上线，把罗老师和翎子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迫害、摧残革命接班人的「罪恶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批驳得「体无完肤」。台上台下很受感染，连被批判的罗老师也连连轻颔。
   我的批判发言要结束的时候，看见前台站著的翎子回过头来，幽怨得看了我一眼，我看见一颗大大的泪珠从她清秀的脸庞上滴落下来。
   晚上，我父亲到邻家借了一根竹片把我按在堂上猛抽，听到我杀猪似的嚎叫，罗老师牵著翎子来了。罗老师连忙拦住我父亲。父亲说，「你别拦，我要打死这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畜牲给你和翎子赔罪！」罗老师说：「老高，你打错了，这个孩子成材了！你看看他写的文章，格调清奇，立意高远，遣词造句竟然没有任何瑕疵，这个年龄的孩子，谁的语文水平能达到这个程度？」
   父亲将信将疑接过我的批判稿，「我都被他气昏了，黑了良心，写得再好又有何用？还不是一个狼羔子？」
   罗老师和母亲帮我涂抹被打烂了的屁股，翎子站在一边旁若无人，罗老师让她搭把手，她看都不看一眼。我心里想，我是真把她伤透了。
   那年的秋天，毛泽东先生去世，文革结束。第二年，我和翎子双双考上了县里的中学。但是我没有去县城上学，父亲的问题得到纠正，我要跟父亲回南京。
   离开柳树浦的那天，油菜花又在盛开。一片金黄蔓延到天际，和风吹来，波涛汹涌，我们的车子像是漂泊在金黄色的海洋里的一艘小船。
   村口罗老师苍老的身影在渐渐隐去，在那从浓绿的柳荫之下，那个红色的身影依然缺席，永不出现．．．．．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片金黄的油菜花，是我情感的天堂，也是我心灵的地狱。
   2004年4月15日于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