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文集：“公允”背后的道德构陷——评麦田的《二桃杀三士》

“公允”背后的道德构陷——评麦田的《二桃杀三士》

   　　麦田先生的文章《二桃杀三士，方舟子、王怡、张远山之争》将论争三方——方舟子、王怡、张远山分别判为：“狂士”、“伪士”、“女士”，其中，对方先生的评判，虽然立论过于单薄，但想必方舟子本人也不会反对，方舟子本来就是以“狂”驰名，他以一个生物学博士的学历背景敢在自己完全陌生的经济学、法学、神学等诸多领域向权威挑战，打人家的“假”，难道还不够“狂”吗？
   　　麦田对张远山 “女士” 的评价虽然语近刻薄，且对女权主义者有些不公，但基本上是层面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虽然没有点到要害。其实，张远山的毛病并不仅仅在于他的狭隘、小气，而是他的恶劣、恶毒，由于张文奇长奇臭，许多读者只是看了上半部分，张文的下半部分完全陷入了嫉妒、猜测、诬陷、诽谤的泥潭，由个人幽怨发展到人格诽谤。实事求是的讲张远山即使其行可赦，其心亦可诛。不知为什么对更为恶毒的后半部分麦田先生却轻轻放过。
   　　如果说对方舟子、张远山的评价虽然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总体上还算“以事实为根据”，对王怡的评判，麦田先生完全背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暴露出公正面具后面的道德构陷。
   　　麦田先生给王怡的评价是“伪士”，伪士者，伪善之士也。不难看出，这是三个评价中唯一含有道德评判的判断。
   　　王怡何以成“伪士”？麦田的理由是王怡先是设立了“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道德高杆，却对“甘朱事件”，自食其言，在对方舟子的质疑中连作了“无效”、“无法”、“无赖”三种回答，因此是“伪士”。
   　　如果泛泛而论，麦田先生的逻辑似乎成立，谁让你王怡说下大话自取其辱？但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鄙人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也最讲认真。我们先来看王怡是否为自己设立了对任何公共事件“知而言之”的道德高杆？
   　　“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出处见《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对王怡的采访录，王怡说：
   　　　“有一部我激赏的许鞍华电影《千言万语》，里面一个社区领袖叫邱明宽，他说，“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知识”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怀璧其罪”。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我要活在自由的言说中，在言说中呼吸，在言说中为个人自由作无罪的辩护。”
   　　　　“一个知识分子的诞生大致需要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我总是认为我在一些领域和事件上比一般人知道和了解得更多，才能感到公共言说的冲动。这就是一种自负或者说智识上的精英意识——尽管“精英”在今天几乎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贬义词”　　
   　　　　“健康的自负产生原罪感。从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从内疚到愤怒的过程。我定义的愤怒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高贵品质。不必剑拔弩张，也不必心跳加速。但公共知识分子正是愤怒与理性的一种结合。
   　　　　言说是如何挣扎的，愤怒就是怎样炼成的。静坐书斋，但内揣愤怒，这是我能想见的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不说出来的思考就是放弃思考，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不说出来的批评就是顺从。在这个大时代，该愤怒的人如果不愤怒，不该愤怒的人就抢着愤怒。该自负的人不自负，不该自负的人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能言说的人老是不动口，不能言说的人就会动手。”
   　　
   　　　　这应该是对“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最权威、最完整的诠释，言说的范围我们看出大体有三个标准，其一是知识性的，言说的主体是知识分子，言说的内容如果任何人如引车卖浆者流都有话语权，那就不需要知识分子出来言说了。其二是公共性，私人性话语，比如送两本没有签名的书，联想到背叛、绝交和稿费，也不值得写25000字的长文公之于众，那是张远山那样的知名传统作家的爱好。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批判性，面对苦难、黑暗和社会不公，是否彻底的揭露|坚决的批判是检验知识分子的胆识和风骨的试金石。
   　　“知而不言”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即使最弱智的人也不会像张远山理解的那样模仿别人的著作也需要公示。（张远山曾杜撰王怡的《我看电影》模仿他的《齐人物论》，并抱怨王怡“知而不言”，因而也是一大罪）。
   　　从这个范围看，王怡的做作所为（推进民权运动、鼓吹宪政改革、传导自由主义）虽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比较方舟子、张远山实在要好过十万七千里（张远山语）。“瓷器店里”横冲直撞的方舟子和“亭子间里”咀嚼古书的张远山反而有了资格批判王怡“知而不言”，天下之大，难道还有笔者更可笑的笑话吗？
   　　平心而论，根据王怡的标准，“甘朱事件”符合王怡言说的范围标准，网友期许王怡有所评价并无不当。王怡也并非不想言说，麦田先生对王怡所谓“三无”回答的抨击完全是偷换概念，居心不良。
   　　麦田说：“在面对方舟子上述质疑时，王怡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立刻反击方舟子的智力，按照方舟子的说法，王怡在关天论坛上回复到“这个方舟子实在令人摇头。以前没有认真读过他的东西，不知他到底尽量如何。但方先生既然读过我的《法治如何中国？——在“下乡”与“上访”之间》一文，却看不出来我整篇文章都在批判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反而说我“曾经撰写长篇文章专门推荐朱苏力著作，吹捧朱苏力”云云，不是看文章不认真，就是智力问题了。看来盛名之下，彼此都有些意外。也算有意思”
   　　麦田认为：面对方舟子的合理质疑，王怡第一是反击方舟子个人――这是一种“对人不对事”的“无效回答”；
   　　方舟子的质疑是合理的吗？王怡的回答对人不对事吗？
   　　方舟子质疑王怡自诩“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却又不对“甘朱事件发言”，并搬出王怡的文章《法治如何中国》作为王怡吹捧朱苏力的证据，以此证明王怡同朱苏力关系非同一般，因此，王怡是伪公共知识分子，方大侠不屑与之为伍。
   　　王怡的反驳是：《法治如何中国》是批驳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怎么竟成了吹捧？你方舟子是读书不认真还是智力有问题？脑袋上长着眼睛的人都能看出，王怡的反驳相当有力，而且是对事实提出质疑，怎么就成了对人不对事的无效回答？
   　　麦田又说：王怡以自己曾在“甘朱事件”中，对朱苏力进行过“学术批评”为自己辩护，并且，王怡为之解释道：“没有阿甘的事件之前，想在学术上批评苏力是何等的难。萧瀚发了一篇文章，苏力和他断交。我这篇文章转了一大圈，近两年时间没一个地方敢发。所以借阿甘的事打击苏力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尽管具体情节上对他并不太公平。我心里却是暗自高兴的。因为苏力的毛主义，在学术和政治领域都是我的敌人。但这个存心不光明。所以闭嘴不说话，乐见其成。”
   　　麦田认为：王怡认为对朱苏力的学术批评可以替代对“甘朱事件”的评论――我认为这是王怡在这个事件中，最荒谬的想法。一个起码智力的人都可以知道，“学术批评”和“甘朱事件批评”，很明显是两回事啊，王怡怎么可能不懂得这点？！他肯定明白，但却坚持含混两者的界限。因此王怡这样的解释，很难让公众信服，这算是对方舟子质疑的“无法回答”；
   　　这么多么拙劣的偷换！
   　　但凡稍有阅读能力的人，从上面这段文字谁能如麦田先生这样解读出王怡准备通过学术批判代替对“甘朱事件”的批判？王怡开始闭嘴不说话，是因为 “借阿甘的事打击苏力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具体情节上对他并不太公平。”的心理障碍，那里是要用“学术批判”代替对“甘朱事件”的批判？麦田先生的“大胆歪曲、努力声讨”的毛氏策略（林彪语），真让人叹为观之啊。
   　　麦田先生还说：王怡在与丁林在关天论坛的一次讨论中说道：“我原本一开始是想写文章的。不过迟写了一两周，网上就出现问我为什么不发言的质问。这种质问在我看来很霸道，似乎要人人写检讨过关似的。
   　　没出名的时候，咱不怕得罪共产党，既然出点名了，咱也不怕得罪网民。我就这么个臭脾气，这个阿甘事件，打死我我也不会撰文发言的”
   　　　　麦田先生认为：王怡刚刚才高调号称面对公共事务，知识分子“知而不言是种罪”，并因此高调的道德姿态获得“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的荣誉，所以王怡坚持自己有沉默权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自己已经预先放弃了沉默权。如此事到临头了却“打死我也不说”地刘胡兰一下，赖皮一下，这是对方舟子质疑几近“无赖回答”
   　　鄙人认为，这几乎是麦田先生对王怡最“无赖”的构陷了。根据王怡对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期许，王怡应该对甘朱事件发言，这个逻辑是成立的。这确实是王怡对自己设立的道德标高应该付出的对价。王怡不发言，是对自己承诺的一种违约。但是，如果有人强迫王怡发言，那就是对王怡人身权利的一种侵犯，这是自由主义者断然不能接受的。王怡的不发言就演变为对专制的一种抗争。如果在这种强制之下王怡发言，那才是对自己权利的践踏和对自由理念的背叛呢。
   　　在甘朱事件中王怡本来是要发言的，他的最终沉默，实际上是对侵犯自由的专制思维的一种抗拒和蔑视，对于自由知识分子来说，说话的自由和不说话的自由这是可以用血和生命捍卫的最高价值，在这个价值面前，方舟子、张远山之流怀有私忿的挑衅也好，麦田先生貌似公允的构陷也好，都构不成行为选择的阻却事由。
   　　纷纷扬扬的方王张之争中，方张各出奇招，麦田先生又来助阵，引人注目的是，王怡先生却始终沉默。这让我想起台湾作家李敖的在法庭上的一句话：
   　　我不说话，因为耶稣受审的时候也不说话。
   　　
   　　 2004/9/28

附『关天茶舍』二桃杀三士：王怡张远山方舟子之争
    作者：麦田1999
   　　
   　　
   　　如果《南方人物周刊》的策划人在当时能料到张远山会写出《中国的喻体——以自我神化的“网络意见领袖”王怡为例》（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115595&strItem=no01
   ），也许他们会把一个噱头中断。这个噱头就是――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
   　　
   　　一、桃子和桃核
   　　有意思的是，虽然来头不小，但“南周系”的《南方人物周刊》今年6月底才创刊，完全是国内几千家报刊杂志中的小兄弟，并没有真正的口碑和媒介影响力。完全可以想像，他们策划的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实就是新刊物在江湖闯名头，搞搞新意思。但令人悲哀的是，就是这么一家新创刊物搞的一次缺乏真正权威性的“评比”，却引发了这么多的争论――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的言说空间是多么的有限，以及知识分子群体是多么想争取话语权的制高点。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