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每年正月初一的早晨，男孩子们都要挨家挨户给本家的长辈拜年。拜年的仪式是，进门先问长辈过年好，然后根据这家人长辈健在的情况，撅着屁股在人家挂箸子的正堂前，一个接一个地磕头。还要高喊：给爷爷（或者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婶）磕头！本家长辈则坐在炕上和蔼可亲地说一句：不用了。
   虽然长辈们这样说，你却不能不磕，因为你真的没磕头，第二年人家的后代也就不给你家的长辈磕头了。如果出现那种情况，父亲会很生气，情况会很严重。
   如果你这个家族人丁兴旺，你的辈分又特低，因而长辈多多，那么你就算倒了楣，你饿着肚子磕完最后一个头，常常已经多半上午了。

   因为这个缘故，小时候，我最渴望过年，又最害怕过年。渴望过年是因为可以吃好饭、穿新衣。害怕过年是因为要挨家挨户去磕头。
   其实，在沙梁，我们李家是外姓人，除了父母，我原本可以不给任何人磕头，但因为爷爷的姐姐——我的老姑妈跟沙梁的一綦姓人家结了亲，爷爷成了那枝子人家晚辈的舅舅、舅爷，每逢过年人家总来磕头，作为爷爷的后代，我们也必须给人家的长辈磕头。
   我从懂事起，最烦地就是给那些不认不识、不亲不爱的本村长辈们下跪、磕头了。每当我跪下，总感到一种人格的羞辱，母亲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他们是不过一些野老村夫，也不是什么皇亲国戚、王公贵族，凭什么让我跪？而且年复一年，只要人家不死，你就得年年去磕，让人烦不胜烦啊。
   上小学了，我第一批带上了红领巾，老师说过年磕头是封建四旧，红小兵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坚决抵制。我就拒绝跟着大哥外出磕头了。通常我会赖在被窝里不起，但是父亲一把就把被子扯了，怒吼：起来，人家都来磕头，你躺在炕上算什么？
   既然家里呆不下，大哥带着二哥、我、弟弟四个人的磕头队伍一出家门，我就溜之大吉。我通常会跑到大沽河去游玩。
   初一的早晨，大沽河寒冷、空寂，因为沽河两岸村村寨寨的百姓们都在互相拜年，沽河之滨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连鸟也不见一只，只有光秃秃的树枝、沾满白霜的枯草和沟沟坎坎、时隐时显的残雪。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路过沽河，你会看到一个穿着新衣的少年在滑冰。冰河咔咔作响，少年自娱自乐，虽然手脚被冻得像红萝卜，但是他的眉宇间洋溢着热烈和欢快，那个少年就是我。我获得了免于下跪、磕头的自由，虽然这自由的代价有些昂贵。
   我逃避磕头，大哥自然要向父亲汇报，二哥也会敲着边鼓冷嘲热讽。因为是新年，父亲自然不能揍我屁股，但是他老人家黑着脸骂我一顿时免不了的。
   骂就骂吧，只要不让我下跪、磕头。
   长大了，娶妻生子了，转眼儿子也到了能磕头的年龄。我想起自己小时候过年的“苦难”，对儿子说，儿呀，咱们是民主家庭，人格平等，我不要你给我磕头。儿子说，那怎么行？我还等着你掏压岁钱呢，我们小孩每年就这么点收入。
   我哭笑不得，在我七岁的儿子眼里，下跪、磕头等于游戏，人格尊严、平等理念也可以做交易。我在我父亲的专制时代吃了大苦争来的“免于下跪”的自由，在他眼里不值10块人民币。
   都说男尊女辈，男女不平等，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女孩不磕头，但是压岁钱却少不了。我姐姐建英就从来不磕头，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大哥、二哥的两个女孩李娜、李盼盼也不磕头，男孩到了两三岁都必须磕头，李超、李栋、李飞、李翔都是这样，这真是个奇怪的风俗。
   拒绝下跪、磕头在形式上总是可以做到，在精神上却难以避免。我曾经说自己没有加入过任何大陆的政治性组织，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入过红小兵，上初一的时候入过最后一批红卫兵，我也曾经在那红色的旗帜下宣誓要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虽然懵懂无知，但也真诚可鉴。现在想想，很难说不是一种精神跪拜。根据官方的说法，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少先队员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少年儿童（大陆几乎所有的少年儿童都是少先队员）在公开场合出现总是要带红领巾。
   我参加红小兵的时候，开始在胸前带一块红色牌牌，后来就换成了红领巾，而且不管五冬六夏，即使热得要死，你的脖子上也必须带着那条红布条。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我跟老师走在一起，看到一个男同学在向女同学扔石头，老师说，你看这个同学虽然不守纪律，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坚持带红领巾。我这才注意到他胸前那团鲜红的火苗，而我这好学生的脖子上空空如也。这个情景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根据普世的价值观念，受教育权是一种基本人权，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传载人类世代累积的文明精华，应该排斥意识形态的说教。在西方，国家严格实行政教分离，既是在成年人社会也不允许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何况儿童？这是因为一个人在幼年的时候，没有选择思想的能力，对孩子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要求他（她）为某种主义而奋斗，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劫持，一种人性强制。
   连战、宋楚瑜来大陆访问，电视画面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给连宋献花的少年儿童居然没带红领巾。一开始我认为是南京接待方面偶然的疏忽，后来发现所有的画面、所有欢迎连宋的城市的少年儿童都是如此，显然是最高当局消解意识形态色彩的有意安排。这可是49年中共建政以来绝无仅有的现象。
   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开端，它至少说明，执政党开始意识到，对孩子的意识形态灌输，不是一件能够拿得到台面的光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