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

   　　题记：毛泽东同志既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之一，更是开创了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哲学思想、政治谋略、军事战略战术、经济文化和政权建设方略，乃至他的诗词书法，等等，都是中华历史上的宝贵遗产。

   　　但是，由于狂热的造神运动，导致了亿万人对他的一切的一切都迷信崇拜，他自己也随之骄傲自满起来，认为自己一切的一切都绝对正确，都是为党为国为民的，其意气犹如封建帝王，愈来愈背离了真理与人民的利益，导致新中国建立后发生了一系列使党和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悲剧。新中国五十年虽已取得空前巨大成就，但如果没有这一系列悲剧的影响而及早实行改革，成就必会倍加辉煌。因此对这一惨痛教训，后人必须牢牢记取，使之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不再发生！

   　　早在抗日战争中就开始造神运动了

   　　１９５７年，“反右”帷幕已拉开，我仍热心响应“共产党员应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在党内会议上提出反对“神化与特权”等论点。我认为对毛主席的神化和各级干部中已开始出现的特权现象，才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最最大的隐患，非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可比；若不下大力消除这些隐患而任其扩展蔓延，必将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

   　　由此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撤销新华社记者职务，每月只拿２８元生活费，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在那两年又八个月中，许多难友抛骨荒原，我也由炎夏光头赤脚的净重１９６斤，锐减为北国隆冬全部服装在内的毛重９２斤，皮包骨地回到了北京。１９６４年，新华社的党组织又说我“坚持反动立场”，“向党展开新的进攻”，开除了我的公职，“劳动教养”两年，实际上我在监狱和劳改队被关了１４年，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胡耀邦以准备“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概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我才于１９７８年国庆节后回到了新华社，并于当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被彻底改正，恢复了党籍军籍和记者职务。

   　　九死一生，重操旧业，有幸看到了过去少为人知的许多内部文件和越来越多的公开发表的反思文字，我才痛感１９５７年希望全党消除“神化与特权”完全是痴心妄想，因为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的神化，早就根深蒂固难容置喙了，若不是毛泽东已去世，对他的“神化”也许真会“万寿无疆”的。

   　　如今人们都已知道，在使我们党发生历史性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常委分工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确立了毛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１９３６年，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为争取薄一波等６１位同志迅速离开国民党监狱为革命大业发挥其才智，特向中央写了３个报告，拟让他们在狱方规定的那个“声明”上签个名；在中央几位决策人研究之后，就是张闻天以总书记的身份代表中央批复同意的。１９３７年７月开始全面抗战，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也是张闻天以党的总书记名义，通知全党：在国民党各级政府独裁的旧体制没有改变以前，共产党员不能参加政府任职，而只能参加各级抗敌后援会，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抗战工作。

   　　１９３８年９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尽管陈云同志遵照共产国际的意见，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然而会议并未形成决议，也没把这一提议拿到随之召开的六中全会上讨论表决，因之在六中全会上仍由张闻天致开幕词，并作了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但是从此以后，历来为人谦逊的张闻天，就十分主动地把总书记的领导职权逐渐向毛泽东手中转移，并把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的地点挪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举行，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毛泽东作最后决断。１９３９年夏天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就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工作，到了１９４０年５月，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就完全由毛泽东主持了。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才正式形成了确立毛泽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决定。这个名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说，“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样的决定，无异于向全党宣布“少数服从多数”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在党中央，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主要都掌握在毛泽东个人手中。

   　　同年７月，王稼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年而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神圣的词。同年１０月２９日，由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的“基本口号”，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这似乎意味着毛泽东个人可以凌驾于全党之上。

   　　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葭县（现为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１９４２年唱出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虽然，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举行庄严隆重的党的会议时都齐声高唱的《国际歌》中早就明白无误地断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此前后，“毛主席万岁”也成了陕北和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任何集会和报纸刊物庆祝重大节日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口号。

   　　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更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而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并为后来大规模的狂热造神运动，确立了最权威的理论根据。于是，１９４７年９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布的４０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的第３８条，就只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而不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了。

   　　从这些简略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就已成了不可逆转的定局。尽管毛泽东具有非常人可比的才智与胆识，领导全党同志同心协力地战胜了敌人，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他毕竟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神；在他的头脑中，也不无与“克己为善”相矛盾的消极因素。如此这般的“造神运动”及其相关的党的决定，促使这种消极因素极度膨胀并发生质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几乎由毛泽东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这一说，越来越背离了他本人曾经提出过的正确主张。

   　　建国伊始，毛泽东就违背党的决议，放弃其《新民主主义论》

   　　过来人都清楚，毛泽东在建国方略上最早的失误，就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丢弃了《新民主主义论》。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４日，他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说并在当月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全文刊发之后，曾受到全国各阶层有识之士的推崇，因为它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实情出发，科学地勾画了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蓝图：“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在谈到这个共和国的经济体制时，毛泽东写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至于农村，“这个共和国将采取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勾勒出这幅蓝图之后，毛泽东的结论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这样一幅新中国蓝图，显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描绘的。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写《共产党宣言》的前一个月，在其单独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接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都更明确地说，消灭私有制是个长过程，要经过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只有在人类社会过去世代（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才能构筑起社会主义大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于社会化大生产充分发展的时候，建立在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和全社会成员的文明觉悟程度空前提高了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扎扎实实地生根立足，才能不断地健康发展与完善，才能稳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否则就是空谈空想，就是乌托邦。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第八个小标题就是《驳‘左’倾空谈主义》。他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在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演说时，继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肯定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在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