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海

   　　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毛泽东整死，实不足惜：因为，如果说毛泽东是比希特勒凶残十倍的大魔头，刘少奇则是比毛泽东「善良」十倍的二魔头。刘少奇的人品比起一位侵华日军司令官的人品来都相差太远，他为了权力，凶残地害了他的同窗好友、救命恩人－－杨剑雄先生。

　　指示宁乡公安局处决杨剑雄

   　　杨剑雄先生与刘少奇都是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花明楼人，杨刘两家都是当地富豪。杨剑雄与刘少奇从小学到中学同班就读，且为密友，但后来分别走上了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时，杨剑雄是当时湖南省国民政府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仅位居赵恒惕之下。杨剑雄作为刘少奇的同窗好友，他设法将刘少奇释放了。

   　　一九四九年，湖南省国民政府的杨剑雄、黎泽泰先生等官员随程潜先生一起入仕中共政府，成为参事室参事。一九五○年的某几天中（？），杨剑雄曾先后对黎泽泰先生等僚友说：我和刘少奇是这样一种关系，又是同窗，又是好人，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到北京去找他，我不能只不过是当个参事，要搞个大官当当。临去北京的前一天，他又将类似的话对黎泽泰先生说过一遍；这也就是黎泽泰先生和杨剑雄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杨剑雄去北京后，刘少奇拒绝见他，宣称不认识此人。杨剑雄离京返长沙之当日即被捕，大约两三天后即被处决。

   　　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给刘少奇定案，在全国各地找了百余人调查取证（当然少不了刑讯）。其中三十余人中除杨剑雄先生遇害时的宁乡县公安局长霍？青（其名记不得了）为中共党员干部以外，其余均为湖南长沙的参事（黎泽泰先生仅为其中之一）。宁乡县公安局的霍局长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一份刘少奇当时写给他的亲笔信：

   　　霍？青同志：

   　　既然杨剑雄是当地恶霸地主，请按党的政策办理。

   　　刘少奇

   　　一九五○年？月？日

　　中央文革的调查取证

   　　湖南长沙的参事们则仅书面证明了杨剑雄和刘少奇的关系，以及杨剑雄去北京前和他们说过话。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三十余人的亲笔信影印汇编在一起，前面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评语、按语和批判文章出版发行。我记得这本书纸张质量很好，书的封面和封底均为白底，无图案或彩色。封面白底黑字。书名好像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录，封面下部则印有「中央文革小组」字样和日期。

   　　大约一两年前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为刘少奇平反的最后一段中有这样一句：「当时给刘少奇定案的唯一依据是湖南省参事室参事黎泽泰先生的供词」。显然又在指鹿为马，信口雌黄。黎泽泰先生的证词既然能作为给刘少奇定案的依据，更不是唯一的证词。最有意义的证据应该是刘少奇当时写给霍局长的亲笔信。

   　　虽然文革时中央小组调查取证的证词无一人直接证明刘少奇叛变，但刘少奇杀害杨剑雄先生一事使刘少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更不用说他是一个无仁无义，居心险恶的人了。（打字员：据说刘少奇临死前曾说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句话；这篇文章的出世，也应属于「历史是人民写的」一种体现。而作恶多端的中共党奴们不妨记著，天理昭昭，疏而不失，人世间多的是报应不爽的例子。刘少奇遭到的报应，也算是体现天心罢。）

　　刘少奇绝情绝义不及日本侵略军

   　　日军侵华时，驻湖南长沙的日军司令部设在长沙市城北区陈右钧先生家。陈右钧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为湖南省国民政府高等法院院长，一九四九年以后为参事室参事；卒于一九五七年。陈右钧先生为一介书生，家藏甚富，尤多古玩文物；其一方宋代端砚（称之国宝不为过），底部满是镂空的滁谷眼。端砚价值以滁谷眼的多少计，普通端砚只有一个滁谷眼。端砚如有五六个滁谷眼即为上品。古时将端砚之滁谷眼镂空，以证明为真滁谷眼。抗日战争之前，湖南省国民政府欲以重金收购陈右钧先生的这一方端砚作为送给蒋介石的生日礼物，陈先生执意不肯。抗战结束之后，陈右钧先生发现家产丝毫无损，百思不得其解。后在审判日俘时才有了答案。原来驻长沙日军司令在陈右钧先生家翻出了一本同学录，得知房主陈右钧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其父同学，即令将其家产保护起来。陈右钧先生的家产虽在八年抗战中丝豪无损，文革时却被洗劫一空，仅存一桌、一椅、一破书柜、一床、一腕笔、一块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秦砖、一遗孀……

　　共产党之无情尤甚日本侵略军

   　　又：黎泽泰先生字尔谷，亦字戬斋。湖南湘潭人。著名金石书法家、诗人。其一生清正，醉心文艺。其兄弟姐妹均为中国近代文艺界一流人物，如黎景熙、黎明辉、黎锦辉。中国近代画坛北斗齐白石老人，原在黎家做雕花木匠，经黎家教以金石诗书画，并为其引□当时文艺界名流，如画家胡沁园、诗人王湘漪为师。故白石老人始终不忘黎家恩惠。……

   　　黎泽泰先生在私下谈及文革刑讯取证刘少奇案时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时的事只有他们自己晓得（指杨剑雄和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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