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凤凰卫视在4月3日晚间，播出陈鲁豫主持的访谈节目“鲁豫有约——胡德华”。胡德华乃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公子。不知是别有意图，还是巧合，节目播出时间距离六四刚好15年。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去世，意外引爆六四的导火线。
   
   56岁的胡德华年轻时曾当兵上大学，后辞职下海，现为某民营公司董事长。他在谈起父亲突逝事件时说：“这个很沉重，不说了。”不住地摇头，显然有难言之隐。胡德华自言小时侯说话结巴，直到中年才有好转。在电视节目中，他说到动情处就变得结巴起来。胡耀邦在中共党内以正直敢言著称。胡德华透露，其父外号“结巴子”，王震等老战友都只呼外号不叫名，到中晚年才矫正结巴的毛病。让人想起，胡耀邦去世当天，就有一个传言，说胡在会上与人发生争吵，是被保守派气死的。这个当时未经证实的传言，从北京传到中国各个角落，在民间无限的放大，进而演变为点燃六四民运导火线的一颗火星。今天联系到其子披露的胡耀邦结巴、急性子几处细节，直接印证了胡耀邦是被“气死”的事实。
   
   胡耀邦是怎样的人？他撒手人寰制造了六四，还是六四成就了他一世英名？中共建政前后，胡耀邦在四川地方任军政官员；1952年上调北京，任团中央书记；文革前先后改任湖南和陕西省委书记。文革中受到揪斗，后叶剑英亲去陕西，才将他拽离批斗旋涡带返北京。1975年短暂复出，在“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跌跟头，直到1978年再被重用为中组部部长。

   
   胡耀邦在中组部部长任上排除老官僚干扰，力主为50万“右派”摘帽子，平反“冤假错案”；另一背景是毛泽东去世，文革“四人帮”肆虐结束。中共30多年极权统治，出现短暂的疲劳期。这倒不是中共良心发作，而是中共几十年残暴统治，在祸患人民的同时，也让自己元气大伤。就象一个人经历过极端恐惧事件，身心彻底疲惫放松下来，回归常态。因而，七、八十年代交汇时期，中国社会出现散乱然而又宽松的局面。紧接着发生1979年的“西单墙”，这次民间民主呼吁诉求，借鉴了文革的大字报形式，辅以地下刊物，但遭到镇压。
   
   几十年高压过后、民心愚沌，“西单墙”唯一的遗产就是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异见者，他们真正来自于民间，而非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人物有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刘青等人。这个时期，跟中共1949年建政宣称的那样“人民当家作主”：知青返城、高考恢复、农民承包土地、“地富反坏右”从牛棚、劳改队获得人身自由、农村、城市改革陆续拉开帷幕……社会某些形态又回到1950年代初期水平。所不同的是，中共建政之前，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是看得见的灾难，而之后30多年，老毛为巩固自己的天子皇权，绞尽脑汁整治同僚、整治知识分子、让人民互斗。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天灾人祸不断，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一个中国人幸免。他早该死了。中国的强人政治体制，非得以强人的死亡，才能终结一段威权专制统治。28年了，老毛阴魂不散，尸体仍存放在红墙之外的水泥棺材里被遭受愚弄的人瞻仰。不摧毁这个形式上的阴森棺材，共产极权和毛泽东思想还将荼毒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这就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社会和个人都渴望挣脱灾厄，急切追求人性和自由。胡耀邦顺应了社会潮流，赢得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感激。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统治者的玩具，反反复复遭受整蛊，丧失人格、尊严、人性，从地狱到天堂，从天堂到地狱，命运被肆意摆布。从奴隶到人，他们感激；从人到奴隶，他们顺从。每个人丧失独立人格，整个国家变成一个人的玩物。
   
   这一时期，有两个大事件不能不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里：1984年“清理精神污染”，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爆发两次学生运动。重弹70年前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老调子。二者的结果都是从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并且都以血流成河的屠杀落幕。1927年蒋介石靠屠杀确立独裁地位，阻断了新文化运动深入的流变；八十年代中期的两次学生运动为89年民运做了思想铺垫。刘宾雁、方励之、包遵信、王若望、严家祺等社会精英呼唤人性、自由，鼓吹民主政治；一批青年学者刘晓波、王军涛等人颠覆传统人文观念，挑战主流话语权。更应该记住一部现在看来很稀松平常的政论片《河殇》，让青年人醍醐贯顶。我记得1988年《河殇》热播的当口，校团委免费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薄薄的、黄色封面的《河殇》解说词汇编本。六四过后，我从北京返校，被内部通缉，展转躲藏警方追缉。听同学传递来的消息，学校在追缴这本册子。经过整整十年的思想启蒙，终有反贪污、反官倒的六四、遭杀戮的六四。中共六四屠城，换得独裁政权15年的延续。
   
   胡耀邦同样不能摆脱专制制度的局限，他的个人魅力在强大的制度阴影下相形失色。笔者曾在《天平上的国家总理们》一文分析：中共领袖不管他们的个人能力如何卓越，但都是在死心塌地地修复和弥补制度的缺陷，没有胆识抛弃恶制度，合力把中国导向民主化。社会积聚的巨大矛盾，需要一个偶然政治事件得以全面释放。胡的突逝，被社会最大化地放大了总书记身份的新闻价值和他清廉正直的社会情感因素，并且被发挥得非常彻底，从而完成了大小城市的全面社会动员。
   
   笔者1995年为编撰六四5周年纪念专集《六四大写真》，查阅了大陆每个省报和港台1989年的旧报纸等资料，按中共新闻宣传惯用的“捂盖”做派，公开的仅是冰山一角，但也直接应证了民间对胡耀邦的质朴感情，以及被激发的广泛参与性和六四的动员力。胡耀邦的去世，跟六四民运所要追寻的民主政治、反抗特权的诉求，可以说没有任何联系。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民间的愤怒情绪和觉醒经过短暂7天的酝酿，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伟大的六四民主运动由此写进了中国的民主史册。
   
   因此说，胡耀邦之于六四，只是偶然事件；而六四之于胡耀邦，却是符号化的必然。中国人也许会忘记胡耀邦，但会牢记伟大的六四。
   
   
   
   
   2004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