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中旬，采访归来的一天黄昏，在深圳红荔路一家书摊，我偶然翻到《新闻人物报》刊登的那则寻找小诗的寻人启事。此前，就留意到舒勇的行为艺术。我当即拨通了寻人启事上的联系电话……恰巧接电话的就是舒勇。
   
   不是发现了小诗的行踪，而是获悉了采访舒勇的线索。
   
   那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大周刊》做记者，那篇至今广泛流传的报道《中国环保艺术第一人》，刊登在1999年10月8日总307期《大周刊》上。准确定位了舒勇在大陆环保行为艺术领域的前卫和先锋姿态。

   
   某天，舒勇来深圳，两人沿深南大道边走边聊，间或坐在草坪上继续交流。突然萌发了写长篇报告文学全面挖掘舒勇、报导环保、细数行为艺术的念头。我旋赴广州实地采访拍摄。2000年大年夜，我写下自序“裸体，在明暗之间”。那个春节，我每天以5000字的速度写作。前半部完成后，原签约连载的某周刊发生重大变故，未能刊发。书稿展转广州、深圳、长沙、南昌和北京的出版社和报刊，都说题材很好，但是，没有一家愿冒“色情”嫌疑的风险。偶然间，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陈娟小姐看到了书稿，推荐给《广州文艺》杂志编辑陆龙威女士，陆女士鼎力向新上任的主编赵怡生游说，赵当即拍板全文刊登，尽管他还没有看到后半部分的几万字。2000年第9、10期《广州文艺》连续两期刊发完毕。我对他们心存感激！年底，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学会来函通知，该文获选“2000年度全国最佳报告文学集”，将由漓江出版社结集出版……完整出版单行本仍是我内心难以消磨的“情结”。
   
   5个年头过去了。贴近采访舒勇的初衷一直延续到今天。舒勇的重大行为艺术活动每年举办两三次。采访素材一直在增加，书稿不断在加厚。与其说我在寻找最佳出版时机，不如说在等待。
   
   在急剧变革的中国，甚至在全球范围，社会重大变革的过程，一般遵循这样三个阶段：初期是由艺术家、诗人、记者等创新社会观念；第二阶段，由哲学家、作家、政治家，在理论上将这种观念完善；第三阶段，推动政府施行变革。欧洲文艺复兴、日本明治维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莫不按照这个轨迹运行。我无意于拔高行为艺术，但它那种强烈的观念冲击力和颠覆性，谁又能够否认？赞同嘲弄与否，已经不重要了。这也是我忠实记录“舒勇现象”发生过程的目的所在。
   
   慢慢回味，我不再是简单地从职业角度打量行为艺术，打量舒勇，不知不觉中吸引我的是行为艺术倡导的生活方式——自我、个性、自由。虽然，这种表达方式总受到惯性思维者的阻击——咒骂、质疑、愤怒，原因在于瞬间压缩了人们的期望值与现场的距离感，然后，便是释然，释然带来的快感太过迅速。因为不满足，自然就是愤怒——这个“艺术家”是“我”——日常化的意象，随意的场所，简单的创意——“我”应该是主角，然而，“我”并没有行为。打破这种僵局，还需要回到艺术的起源问题。当代艺术大师、理论创建者之一的德国博伊斯，把自己的艺术创作，称为“社会雕塑”，把整个社会组织、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变为雕塑创造的媒介。他的宣言式口号就是：“不仅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且人人当下就是艺术家。”这一口号给当代艺术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不仅拓宽了艺术家的视野，而且拓展了艺术观众的基础。在这一口号之下，美术馆和街头、商店、工厂、住家等的分别就消失了，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隔阂渐渐消隐。艺术走出美术馆和画廊，走上街头，脱掉道貌岸然、故作神秘的外套，开始与观众面对面交流。
   
   本来，舒勇、裸体、行为艺术都是一个符号，都是有限的手段，环保也退到次要位置。开放、包容和文明，才是应有的价值和意味。我的笔下出现的舒勇、裸体艺术、行为艺术，跟一个旁观者或记录者初始眼光打望的一切，是完全吻合的。从写作立场上而言，我忠实于事实真相。“我喜欢看流血的伤口，因为它是真实的。”我也提供了对立的观点，详实的背景资料。也许我不赞同你的行为艺术，但是我不反对你做行为艺术。其他则是我笔力不逮的。
   与其说我欣赏行为艺术，不如说行为艺术天然具有的叛逆、另类、颠覆属性，让我欲罢不能。它可能存在的片面和极端，甚至伤害，我不能一一准确预想，那就留给有心人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交流。
   
   感谢诸多艺术和传媒界朋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图片，暂未联系上的作者，请及时告知我；也非常感谢徐浩然、黄端等同仁，提供了许多原始素材！
   
   
   2003年4月12日 刘水 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