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文集：对抗是知识分子最舒服的姿态 —

刘：收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早上7：00起床，15分钟用来洗刷，接着点名、搞卫生。到了8：00吃早餐，完了再点名。8：30到工场干活。中午吃饭休息，下午5点收工。晚上关在仓房收看固定频道的电视。哪怕室温40℃ （仓房是铁皮屋顶），都强制犯人穿着囚服睡觉。每天在固定时间报数点名八次。每星期只在周日休息半天。出口货赶得紧，就常常加班。我们做的货，全部出口欧美国家，我做过圣诞树、灯、小鹿等，还有玩具。做的最多的是手提塑料包装袋，有几百个不同商标那么多，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商家的订单，包装袋上都有厂家网址、电话、地址等等。这些劳改产品源源不断装进集装箱，驶往美国。为了经济利益，美国某些厂商充当中共的帮凶，的确扮演了违犯国际法、侵犯中国犯人人权的不光彩角色。

后期我做工厂统计员（因跟东莞市士力塑胶公司驻所技术员邵某发生冲突，中队为了安抚我不再闹事，安排了这个职位。但是没想到我跟邵某意外成为了朋友，在我游说下，有段时间他每天带进来南方都市报、参考消息各一份，让我对外面的情况略有所闻，但好景不长，他就被调离回厂了）。每个犯人每天的工作量都计算为产值，简单说，就是每个犯人一天赚了多少人民币，但这些劳务费都进了收教所的帐户。我们的劳动没有分文报酬，可是法定是有的。男犯人个人最高月产值达到 700多元，女犯的产值更高（她们每天加班），加上三个女中队（每年囚押男女犯人约1200人上下。2003年日本人在珠海公开买春，酿成轰动全球的“珠海事件”，深圳扫黄严打，收教所关押犯人达1800人。仓房爆满，水泥地板睡满犯人，上铺床位卖500元，下铺800元。工厂500平方米水泥地上密密麻麻躺满了犯人）。每年深圳市收教所单此一项非法所得就有300—500万人民币之巨。在我入狱之前，深圳市收教所强迫男犯每天加班，收入远超这个数字。深圳警察系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捞取黑钱（有次广东省公安厅来人检查，偶尔点到我，问干活有没有报酬。我答从来没有。可以判断省厅也知道这些黑钱的流向，甚至参与了瓜分）。

我在深圳收教所只听到过两句真话：第一句是：你们关进来的都是倒霉蛋，以后嫖娼注意些。第二句是：赶快打电话，把钱存进来。

借此，我强烈呼吁：必须保障囚犯劳动所得，国际社会要制裁中国政府公然违犯国际法,出口劳改产品，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

井：请问在收教所的劳动强度大吗？

刘：因为不是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不算大，要比我前两次坐牢轻松一些。在甘肃省劳教所，根本吃不饱，饥饿得偷偷拣拾大豆地里的大豆往嘴巴里塞；在海南省劳教所，扛石头沙包修建工业大道，昏倒在水田里。在海口秀英码头从大货轮上卸载由俄罗斯进口的化肥，十指磨得鲜血淋淋……太多了，太苦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

对大部分犯人来说，他们只是短期关押。按照法律规定，表现好的收容人员可在期限过半（收教刑期最短半年最长两年）就可获释。但是，深圳市收教所自2004 年初打死犯人以后，所有男犯都在刑期过半后缴钱释放（因审批期限没有规定，致使各区公安分局审批时效有时相差一个月左右）。没钱的犯人，哪怕你表现再好，照样被多关押一、两个月不等。一度三个月释放的犯人，被强迫交纳半年的伙食费，这是另一种敲诈钱财的手段。

名为收容教育，实为免费劳工。文化课学习根本没有。有时组织法律、卫生常识等简单学习，全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其他两、三次学习，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每个人都要参加一次法律、一日生活制度考试，哪怕你是文盲。后期考试不及格的文盲，个别被延期关押了十多二十天不等。老犯人都明白，规定是规定，实际释放跟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但管教每天都在欺骗叫喊“你们要好好表现！”，这句紧箍咒般的咒语，迷惑了许多新犯人，他们仍会争取好的表现。收教所放人，随意性非常大。但自由的最后一道关口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银子。坐中共的牢房，自由有价。有个叫李辉的男犯（广东阳江人，鳏夫，五保户，60岁），患有心脏病，刚进来睡在水泥地板上，释放时身无分文，收教所也没舍得拿一分钱给他做路费。这样没钱交的犯人，我见过100多人，女犯就更多了。

收教所把犯人搜刮一空，至于你出了大门是死是活，从来没有可爱的人民警察过问。我坐牢几次，最苦的是前两次，最最厚黑的是深圳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所有善良的中国人都应该牢记收教所黑狱（按恶法规定，县级以上政府都应开设收容教育所，但大多地方是与拘留所或看守所混杂在一起），都应该记住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锋、原市局副局长梁富（主管收教所，现为市局巡视员）、深圳市公安局收教所所长杨松鑫（警监，广东省梅州市客家人，50多岁）、管理科副科长戴敦仁、中队长肖新康（二级警督，广东省梅州市客家人，45岁）、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等……这些名字。

记不得在哪本书上读到“囚徒规则”这几个简单的字，它所蕴涵的真理命题，让我深以为然。大意是：牢狱就是犯人跟监狱管理者比底气、比智慧、比时间的地方。 2004年，我有一次机会上台演说《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法制的信念》，其中讲到“孙志刚事件”，竟然吓得肖队长脸色煞白，立即把我赶下台。媒体公开报道的天大的新闻，他们都要限制。在办公室我跟他争辩了半天。从此中队找各种借口不让我踏上舞台，剥夺我当众演说的机会。我也拒绝加入“犯人文艺队”，不让他们利用我制造“我们是人性化管理”（这是管教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的虚假氛围。2005年犯人春节联欢会上，我终于得到一次上台的机会。讲完一个邓小平的政治笑话，台下喊着要我唱歌，我跟台下难友相约：“明年春节我在这里等你们来做嘉宾，到时一定为你们高歌一曲《好汉歌》。”随手把奖励的毛巾、香皂等日用品抛到台下。难友哄笑争抢，旁边的孙卫东副队长（二级警督，广东梅州客家人，40岁左右。2005年9月突然失踪，估计跟打人致死案有干系）表情尴尬。最后犯人起哄让他表演一个节目，他随口编个笑话，把我揶揄了一把。

井：也许这就是政治犯与普通犯的区别吧。

刘：在我刚入狱的时候，有些人（非犯人）还不了解我的案情，就主动找我说20万可以弄出去。几天后回话说：刘水，你真会开玩笑，你的案子是市局定的，花多少钱也没有用，老老实实呆着吧！要说政治犯跟普通犯的区别，那对我的监控要比他们严厉很多。还有一个例子：刚进去一个月时，肖队长专门挑选了11名文盲和老头，跟我同关206仓。肖笑眯眯对我说：刘水，你有文化，好好教他们学习学习。其实，中队的意图是防止我煽动其他犯人闹事，而这些人老实愚钝。还安插了一个“信息员”，记录观察我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管教。这个犯人被我用香烟拉下水（严禁吸烟，抓住要处罚的。又是一个土政策），讲出了实情。

让我底气最为十足的是：恶法规定收教犯人加期，实际执行期限累计不能超过两年，我本来就打算坐满两年，有什么可怕的。合情合理合法利用黑法漏洞。刚进去第一个月，我写了一份书面申请，要求自费订阅《南方周末》和《南风窗》，买一台收音机，想享受一下政治犯待遇，但都被肖队长以“没有先例”为借口拒绝了（又一个土政策）。我在期限过半时，书面申请“过半解教”，也被杨所长一句“两年的没有先例，你还没有改造好”打发了。我质问他难道收教所是一所两制，他转身就走。我想激怒他发发火，也难有机会。深圳市收教所为了管理便利、轻松，自己制定了很多刁难犯人的土政策。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那些有关系的犯人，通过各种渠道花费足够的钱，一个月内就被以各种名义释放了。这些被释放的人，会告诉（接见、电话）尚在里面的朋友，找市局、分局、所里某个实权人物，花费多少钱就能释放。这个报价在收教所是公开的。有钱还不够，一定要找对主管人。人财两失的不在少数。我们甚至看见一边交钱一边放人的真切场面。据一个特殊身份的老犯人告诉我：2003年通过保外就医、请假等等虚假手段，放掉的犯人有100多人。我关押一年半期间，至少50名有名有姓的犯人，也是以这种名义释放。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曾介入调查，但只查小贼，管不了大贼，走走过场而已。

井：犯人在狱中的伙食费是在出狱的时候一次性支付的？我可没听说过坐牢还要交伙食费。

刘：是的。还有更奇特、更荒诞的事情。我举两例：你恐怕没有听说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监狱，要求犯人捐献铁床、音响、冰箱、空调、猪肉、篮球、足球、鞋子（军用胶鞋和拖鞋）、水杯、扑克牌、象棋？捐献的物品都是有相当的数量。变相敲诈、受贿。荒唐到极点，旷古奇闻！这种恶行完全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犯人私下议论，就差给警察捐内裤了。萨达姆干不出的事，他们明火执仗干给你看。

再说说另一件，每个人释放时都被强迫填写一份《保证书》，大意为释放后不准造谣生事，做有损政府和公安机关形象的事。抛开它根本就不是法律文书不谈，这不是做贼心虚吗？我早就准备了一份别人抄写的保证书，我内心根本不愿填写这份荒唐的东西。但在释放那天，被邓副队认出不是我的笔迹，要我亲手写一份，加上扣押了私人物品，双方僵持在办公室。朋友张津郡在外面已向收教所交缴了4700余元各项费用，在大门口等我。我只能愤怒地忍受他们最后一次对我的侮辱和敲诈。妥协就有自由，抗拒就是囚牢。为了自由，我违心地草草誊抄了一份保证书，并签名——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懦弱、妥协深深自责，我的心在流血啊！

在我力争下，戴敦仁不得不给我一张扣押物品清单复印件。办完所有手续，脱掉囚服，跨出铁门。张津郡看见我就伸开了双臂，我们紧紧拥抱。

我和津郡整整一年半没有见面了，老友相见自是分外激动！我入狱时，他第一时间将我被捕的消息传播出去，并为营救我奔走呼号。因此，他被深圳警察骚扰丢掉工作，遭受软禁，家人也受到牵连，甚至警察去他5岁女儿的幼儿园门口跟踪。证据证明：杨松鑫、戴敦仁、孙卫东（以前是管理科副科长）,偷偷打开我的被收缴封存的手机，截获许多朋友的电话号码，同时截留我邮寄信件的地址，提供给市局特工。他们还冒名是我的朋友骚扰外地朋友。我入狱期间，尽管津郡先后来了将近 10次，但我们没被允许见过一次面。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我能够获得自由，他刚才被迫签署一份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担保书》，其中有一条是强制勒令我 “随叫随到”，那么，张津郡作为担保人必须随时了解我的行踪。绑架乎？连坐乎？内讧乎？土匪绑架勒索人质，也赶不上警察毒辣！据我了解，其他释放犯人，都没有签署过类似的担保书。深圳警方，政治案件非政治化手段迫害的真相，终于昭然若揭，真相大白。同样从深圳被迫流亡美国的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等人士，为此撰文在海外疾呼停止对我等异见作家的政治迫害。在此谨向何女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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