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放以来，中共内部的开明派、民间自由派和私营业主，一直把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融入国际主流社会需要三方面的改革，一是经济上进行自由化改革，向国际市场开放，与国际自由贸易规则接轨；二是政治上进行宪政民主化改革，逐渐融入世界民主化大潮；三是外交上兼顾利益和道义相平衡的原则，在处理国际重大问题上与主流文明保持一致。

   然而，由于政治体制上的根本局限，中共的对外开放，也与国内改革一样，固守经济优先的跛足方针，一直采取经济开放和政治封闭的对外方针：在经济尽全力争取加入WTO，而在政治上却把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式和平演变作为对外交往的主轴。

   由于美国作为世界超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领袖地位，中共不能不把中美关系作为外交主轴，而美国在实力上和道义上的双重强大，中共政权在实力上和道义上的双重劣势，必然形成美方攻势和中方守势的外交格局。所以，中共对世界超强的态度便处在分裂之中：在利益上有求于美国，而在道义上制度上防范美国。

   首先，中共在经济上的国际依存度逐步提高，以至于离开了快速发展的外贸，整体经济的高增长便不复存在，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之巨大，使中共不敢得罪美国。

   其次，隨着国力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拓展，中共政权想在国际上扮演地区大国的角色，其党魁又意欲充当大国领袖，而这样的外交目标，没有美国的承认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才出现如下怪诞悖论：在国内政治上极为保守的江泽民，却在外交上极尽亲美之态，甚至就是一副媚态。江泽民主政时期，才会尽量以务实低调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诸种危机，基本保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

   再次，在极为敏感的两岸关系上，美国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中共最忌讳的台独势力，能否最终在岛内成气候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在外交上遏制台独的王牌。所以，仅仅是台湾问题一项，就足以使中共不敢与美国撕破脸。

   然而，在道义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共政权，所面临的主要外部政治压力来自美国，所以，中共就把在国际关系中抗衡美国压力作为主要的外交策略，通过两方面的外交攻势来遏制美国的影响：

   一方面，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也采取利益收买的手法。对国际主流国家，为了抗拒其要求中共开启政改和改善人权的压力，与主流国家的交往主要以经贸为主，以巨大的市场和丰厚的订单来分化主流国家的压力。而对那些无原则的无赖国家，中共尽力收买之，并与伊拉克、朝鲜、古巴、缅甸、前南斯拉夫等独裁国家眉来眼去和投桃报李。特别是在人权和台湾的问题上，中共为赢得更多国家的支持，抛洒了大笔金钱。

   另一方面，中共利用主流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加入提倡多极化而反对单极化的反美大合唱之中。先是出钱搞了个“上海合作组织”，企图联俄抗美。而9·11后，普京迅速投向西方阵营的外交战略，基本上使“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名存实亡，中共也只能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表示支持。在倒萨之战的问题上，中共在外交上表现出足够的理智，尽管也反对武力倒萨，但决不充当反美的先锋，而是跟在法、德、俄后面摇旗呐喊。而在国内舆论导向上，却几乎是一边倒地反美。

   所以，在朝核危机上，江泽民时代采取消极应付态度，不回应美国提出的多方会谈的要求，而支持金正日提出的朝美双方单独会谈的要求。既想看美国的笑话，又想以朝鲜为外交王牌与美国讨价还价。

   现在，胡温体制一改江泽民时代的消极旁观态度，而是扮演积极介入的中间人角色。促成这种新姿态的深层原因？新姿态对于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来说，是否意味着中共外交战略的转型？且听下文分析。

   2003年8月28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批评家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8/28/2003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