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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机以来，在经历了最初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大宣泄之后，在申奥成功的狂喜之后，对于中、美关系，现在谈论最多的焦点，仍然是当年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之外交谋略，并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派，一派赞成，重申“绝不当头”的种种好处和无奈，号召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一派反对，大肆鼓吹“主动出击，有所作为”的壮举和勇气。申奥成功为这一派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理由。但是，除了极少数人的言论能够跳出官方所预设的前提之外，大多数人的发言皆立足于同样的官方前提：即抛开实质性的制度之争及道义基础，而只专注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及对实力对比的分析。

   反对“韬光养晦”的一派认为，在中、美之间的较量中，即便在中国的国力和军力远不如美国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输给过美国人，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何况，经过改革、开放20几年的发展，现在大陆的国力及其军事威慑力，足以支撑中共通过奇袭台湾的方式向美国摊牌，即便实力不如美国，但是美国人怕死，政府怕民众反战，决不会为了台湾而不惜与中国一战。中国的人口之多足以弥补军事装备上的相对弱势。似乎，只要中国作出牺牲几千万人的决绝姿态，往美国的本土任何一个地方扔几个导弹，美国人就会惊呼着放弃协防台湾。拿下台湾就等于战胜了美国。有人甚至重申毛泽东当年的极为残忍的豪言壮志：牺牲中国3分之1的人口，换来美国霸权的覆灭，一雪百年国耻，值得！

   这派认为，中、美关系的不对等，决不是因为道义上或实力上的劣势、而是江核心的软弱所致。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中国就可以挑战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甚至在前苏联解体后，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能够抗衡美国霸权的唯一国家，起码可以代替前苏联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盟主。这一派攻击的矛头，一端刺向美国、台湾以及日本，骂美国霸权主义，骂日本军国主义、骂台湾分裂主义；一端刺向主张妥协的江泽民和朱鎔基，骂江、朱奉行的是亲美、媚美、惧美的误国外交，甚至就是变相卖国的懦夫。有一篇议论起来头头是道的文章中，居然夹杂着这样憋了一口长气的新式国骂：“美国佬，我操你老母迭你妈捏你妈个奶头砍母子俩操你妈个叉叉贱种一棍抡死。”

   赞成“韬光养晦”派认为，以大陆现在的实力与美国对抗、甚至在军事上摊牌，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也就等于间接地让台湾独立。所以，大陆现在应该继续“韬光养晦”，不在军事上与美国摊牌以及保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最后底线。在此底线上，中国在外交上应该采取两手策略：

   一方面，积极介入世界的经济事物，争取尽快加入ＷＴＯ，以经贸关系和对台湾的军事威慑牵制美国，既能继续从对美贸易中捞取顺差，又能吸引台湾的资金、消耗台湾的实力和士气。

   另一方面，应该尽量利用世界日趋多极化的趋势，充分施展合纵联横的外交手法，在国际上支持一切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无论这类国家的制度如何、在国际上的作用如何、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只要不买美国人的帐，中国就应该采取或明确或巧妙的方式予以支持，比如，与俄罗斯结盟的“上海五国”，就是一步高棋；在环保、ＮＭＤ等问题上尽量与欧盟协调立场；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奉行已经取得成功的对策，既要分化西方集团又要抓住那些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建立共同抗拒美国人权外交的同盟；甚至要利用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权力分散、多中心、利益集团多元化的制度弱点，采取积极的外交战略，拉拢和游说那些不满于布什政府的利益集团，善待对中共、对中国友好的利益集团，特别要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来游说和收买所有海外华人，分化反共、反华力量，尽量争取一切可以制衡美国政府的力量，以制约、进而扭转现行布什政府围堵中国的外交战略。在亚洲，尽量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并利用经贸关系牵制日本，联合亚洲其它国家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

   同时，要集中全力办好国内的事：一方面，必须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增长速度不能低于7%，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产业继续实行垄断性经营，特别要对高科技军事产业进行大的投入和政策优惠，尽快提高军力和综合国力的高技术含量，为将来打赢一场收复台湾的现代化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要在政治上坚持中共的领导核心，加强政府的权威，强化爱国主义意识，用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作为凝聚民心的意识形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总之，一切政策的制定都要服从于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有人甚至计算出，以现在的发展速度，2、30年后大陆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将赶上美国，起码和法国持平。到那时，不用我们每天高喊统一祖国，台湾就会主动走到谈判桌前，美国也会主动敦促台湾与大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谈判。

   象反对“韬光养晦”派一样，赞成派也把美国及台湾视为最大的敌人，但是，对江核心现行的国策深表赞同、认为撞机事件的处理充分展示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智慧日趋稳健和成熟。即便有所批评，也属于小骂大帮忙一路。而对美国，讲到动情处也要来几口唾沫，下流一把，有的文章甚至说：“搞不了小布什和陈水扁，起码可以把他们的的嘻皮女儿或亲戚搞上床……”姑且，不论以上想法中有多少一厢情愿的幻想的成分和下流的心态，只就两派的底线而论，大都是与当今国际趋势的发展方向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的陈旧观念。很显然，在对实力对比的估计上截然对立的两派，实质上是一派，二者都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皆遵循着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具有基本一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两者的区别只在于：是现在就与美国全面摊牌，还是等实力强大到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时候再摊牌。

   讲到“韬光养晦”，似乎是中国人永远会引以为自豪的古老智慧。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和甘为奴仆的忍辱负重，终于在受尽耻辱之后，使他在与吴王的争霸之业中，报复成功，一雪前耻。这个故事一直是帝王师们教导皇帝怎样奋发图强的经典保留节目，也是当代国人热衷的历史典故之一。各类史书、文学演绎、影视改编，都把勾践作为正面形象加以渲染——能屈能伸、终成大业的英明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勾践已经作为一种人格典范、进入了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家长们、老师们也经常用这个典故教导孩子的。与此类似的全民教材，还有韩信受“胯下之辱”而终成伟业的典故。在国人的心中，这类历史典故充满表现了高超的生存智慧，却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这类实用的、甚至投机的智慧之中潜含的厚黑内核。

   “韬光养晦”作为一种人生智慧，所宣讲的生存策略或成功之道，缺少最起码的现代文明品质，根本无法作为国策或个人的生存策略的道义依托。

   首先，这类智慧的前提，只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主、奴关系，而且是没有任何诚信的主奴关系。每一个具有做主子野心的人，在实力不及或时机不成熟之时，甘愿充当奴隶，并挖空心思腐蚀主子，让主子放松对奴隶造反的警惕，沉迷于声色犬马和玩物丧志之中，直到主子彻底堕落、耗尽实力和意志力之后，奴隶便东山再起，一举颠倒过去的主、奴关系，把主子踏在脚下，使昔日的主子变成今日的奴隶，而昔日的奴隶变成今日的主子，而且要加倍的羞辱曾经羞辱过他的人。

   其次，就个人本身来说，受欺压的奴隶虽然抱有成为主子的鸿鹄之志，但是他从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特别是不把人作为具有不可羞辱之平等尊严的存在来对待，不仅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他完全无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不仅忍辱负重，更重要的是教人怎样自讨羞辱和自甘为奴，要说起谎来决不脸红，表演得比所有的奴才都更奴才。而他甘愿付出的这一切代价，决不是为了争取平等的尊严，而是为了有朝一日的飞黄腾达、做人上人、做可以任意羞辱别人的主子。

   第三，就其对目的和手段的理解来说，这是典型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下流逻辑，是一种阴谋政治和小人心态所养成的蛀虫习性，在公开的阳光下完全是以假面出场，而真实的野心和目的却躲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窥视动静、等待时机。在网上，居然有人说，美国的制度是透明的，而中国的制度是黑箱的，所以在中、美的冲突中，美国在明处，中国在暗处，这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打击。这是一种怎样阴暗的智慧，读之令人不寒而栗。

   记得美国著名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说过：目的的正当永远不能为手段的不正当辩护，因为不正当的手段将使正当的目的脱离其本意，最终，目的就会沦为不正当手段的手段——用所谓崇高的善良的目的来为下流的残暴的手段辩护。

   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是为了达到种族纯洁的手段，但是在实施这种手段时，就必须用纯洁种族的目的来为种族大屠杀辩护；共产极权体制是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高尚目标的手段，实际上却变成用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来为维持极权制度进行辩护，最终就变成了一切目的论的意识形态说教，皆成为独裁者为达到不放弃绝对权力而使用的欺骗手段，永葆极权体制才是独裁者唯一的目的。

   于是，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变成了目的。就韬光养晦来说，就是用复仇的正义或成功的正义等目的来为放弃尊严、自讨其辱、戴着假面、背后阴谋等手段辩护，用做人上人的目的来为自甘于非人的生存策略辩护。而一掀开老底，才看清正是目的的龌龊才导致了手段的下流，手段的下流恰恰是为了达到龌龊的目的。

   把这种古老的中国智慧应用于当代政治和国际关系，就是以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终极目标，以陈旧的主权高于一切为人类正义之基础，“韬光养晦”之手段所要达致的目的，决不是以平等的姿态进入世界主流文明，而是为了达到民族复兴，恢复曾经有过的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的地位。他们把中、美的对抗完全归于民族之间的有你无我的冲突，把抗衡美国完全归结于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而人权、自由、民主、住民自决等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从来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在他们眼中，“人权高于主权”的新世纪的新规则，不过是西方人推行政治、军事、文化等霸权的表面借口而已，是美国企图建立唯我独尊的单极化世界秩序的遮羞布。其实，最早提出这一外交谋略的邓小平，就是一个极端实用主义者，“韬光养晦”不过是他的“猫论”在外交上的应用而已。正如在觊觎最高权力时，他向英明的华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在失去权力的恐惧中，他用发展经济的目的来为刺刀下的稳定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