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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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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正面遗产
·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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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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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感——

   1949年中共执政时,被舆论界反复渲染的一句著名口号,就是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的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

   1996年已经出了第5版的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最有力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才是中共执政后的历史真相。党天下的极权和暴虐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家天下”。

   这部文稿显然是经过精心编选的。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只要有心人翻阅一下,就会顿感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自己的个人臆想和好恶,在各种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众来信和蚊虫,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具体审判的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言论、措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这枝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老人家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老人家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他也不会放过。他发动的“除四害”运动,仅仅半个月,就消灭了19.6亿只麻雀……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几亿人口的命运,就被这一个人手中的一支笔决定了整整4分之1个世纪。

   当初,毛泽东神化无产阶级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先锋队的中共,神化先锋队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领袖的个人。当“党天下”取代了传统的“家天下”,党的领袖及其政党成员就取代了传统的皇帝及皇族。“家天下”与“党天下”的不同,就在于二者依据的“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分离,“党天下”是二者的合一。

   传统中国的“家天下”秩序,大多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号称“奉天承运”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所以法统政权的维系和运行,必须依靠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的“家天下”执政代理人来完成。尽管代表道统的儒生集团只是法统家天下皇权的统治工具,但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团多少还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儒生集团也许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但是他们所维系的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而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道统的创立者、权威解释者,又是政权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统即马列主义最后归结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其政权也集中在党、政、军合一的毛泽东个人身上。这种双重身分的合一,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执政的官僚集团也是法统与道统合一。再没有了法统之上的道统权威对执政权力进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约。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时代有“邓理论”。江泽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时代有“江学说”。

   从人类公认的人权价值的角度看,“党天下”的统治秩序,即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共党人的执政史。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极权统治和人权灾难。中共所进行的“阶级灭绝”,不要说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字狱”、宫廷倾轧和改朝换代难以比拟,就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大清洗”、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等等的残酷,也不能与之相比。中共不仅要从肉体上灭绝生命,而且要在尊严上和人格上彻底地摧毁人性。中共对人的公开羞辱,从20年代就开始了;到“文化大革命”,可谓是登峰造极;甚至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之际,中国的某些地方仍然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整治“法轮功”学员,用割掉舌头的野蛮酷刑封人之口。毛泽东时代在工业上和国防上所取得的成就,靠的就是用强权剥夺每一个中国人。

   现在,大陆新左派居然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平等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中国。这无异于痴人说梦。难道平等只存在于经济分配领域而与其它方面无关吗?毛泽东时代在政治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遍及每一个家庭的政治身分歧视,难道比今天的贫富差别更平等吗?只因为家庭出身不符合阶级标准,就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尊严上、教育上、工作上……受到全面的社会歧视、乃至连生存权都被剥夺,这样的时代甚至比奴隶制时代还要不平等。怎么可以用对今天的权贵私有化所导致的贫富差别的批判,来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全面不平等进行辩护呢?邓小平时代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不平等的确有违于社会公正,但是难道毛泽东时代的身分歧视就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吗?恰恰相反,今天的不平等,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和经济的遗产所为。没有毛泽东留给中共权贵们的政治特权和巨额党产,今天的权贵家族怎么可能利用特权来肆无忌惮地瓜分全民资产,变成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可以说,用联合国所昭示的关于人的权利和价值的现代文明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缺少平等的国度之一。(2001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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