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广东，既是经济改革的橱窗地区，也是媒体改革的先行者。早在八十年代，《深圳青年报》和《蛇口通讯报》就走在全国媒体改革的前列，并因大胆直言而付出被关闭的代价。九十年代以来，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三报一刊（南方周末、21世纪报系、南方都市报和南风窗）渐次崛起，变成大陆报刊中的佼佼者。虽然，中宣部对这些报刊多有不满，屡屡对广东的著名报刊进行整肃，但在以往历任广东高层的庇护下，这些报刊挣脱喉舌地位而追求新闻独立的自发努力，大都能够有惊无险地度过来自中宣部的整肃。正是这些开明媒体的存在，在整体上提升了广东地区的开明形象，也对其他地区的报刊提供了改革的示范：如何在畸形市场和垄断权力的双重压力下办好严肃媒体。
   
   曾几何时，《南方周末》几乎就是中国媒体开放度的象征。
   
   然而，自2002年广东当局完成高层换届以来，经过多年积累才建立起民间声誉的南方报业集团，却遭遇了接二连三的严厉整肃：先是《南方周末》的大改组，使这张中国最开明的报纸跌入低谷；继而是对《21世纪环球报道》的封杀，使这张报界新崛起的生力军突然夭折；今年又对《南方都市报》的领导层突下狠手，使广东报界仅存的开明报纸遭遇重挫。如果说，整肃《南方周末》和关闭《21世纪环球报道》，还只是对媒体的行政性打压，虽然媒体改革的步伐被迫放慢，报刊的开放度也大幅萎缩，但起码两媒体的新闻人不必付出身陷囹圄的个人代价，那麽，对《南方都市报》的整肃就是司法构陷，不但扼杀了报纸本身的开明取向、阻止了媒体改革的进程，而且把有良知有能力的新闻人打入黑牢，是对本来就稀缺的新闻人材的严重戕害。

   
   尽管，在国内外的持续而强大的压力下，广东当局作出了一定的妥协，6月1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俞华峰和李民英进行二审判决，分别将一审的十二年、十一年徒刑改爲八年和六年，然而，无论是辩护律师和法律专家，还是国内民间舆论和境外主流媒体，几乎一致认爲，这样的改判，仍然有违法律公正和社会道义，并没有改变司法构陷的性质。
   
   首先，就两位被告而言，二人所获的报酬不过是正当所得而已，其报社领导层分配奖金的方式，也是普遍地存在于大陆媒体之中，虽有违反南方报业集团内部规定之嫌，却绝无违法犯罪之处，所以，俞华峰和李民英根本无罪。他们被处以八年和六年的徒刑，是一起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大冤案。两被告的基本人权受到司法践踏，其家庭亲人也将因此而遭遇“心狱”的煎熬。这种司法构陷对个体人权及其家庭的伤害是巨大而长远的。
   
   其次，除非法院能够还两被告以清白之身，否则的话，无论怎麽判，都是在滥用或误用法律来制造冤案。如此审判，必然使本来就信誉不佳的司法机构进一步权威扫地，使依法治国国策在国内外沦爲徒有其名的笑柄。更重要的是，中共高倡的法制，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专门用于迫害民间异见和开明媒体，不仅进行立法迫害（如“颠覆罪”、“劳教条例”等），而且越来越采取“政治案件非政治化”的阴谋司法手段，利用“经济犯罪”或“扫黄打非”来实施迫害，其阴毒之处在于：既要打压民间异见和开明媒体，又要逃脱政治迫害和践踏人权的恶名。于是，法律便由社会公器变成一党政权实施恐怖统治的私具，不但是践踏人权、和压制新闻自由的工具，而且是高官们争权夺利和打击报复的工具，“依法治国”也就沦落爲“恶法治国”。
   
   《南方都市报》高层之所以遭遇恶毒的司法构陷，正是因爲他们在敏感问题上的大胆直言（如“孙志刚案”和SARS危机等）得罪了地方当局的某些权贵。
   
   所以，自从《南方都市报》的领导层被以“经济犯罪”控罪以来，国内民间便开始了高调关注此案，法律辩护、舆论声援和学界援助的声音，一支持续到现在；广东省委的三位前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和林若，也接连上书现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爲《南方都市报》的领导层辩护；国际舆论也对“南都案”进行跟踪报道，许多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广东当局手下留情，善待程益中和俞华峰等媒体改革的先驱者，保护那些追求新闻的独立和自由的媒体。
   
   2004年6月17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爲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