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的《一无所有》，曾经风靡八十年代的中国。的确，那时，经历了思想启蒙的中国人，刚刚从愚昧的癫狂中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他们投身过一次次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带来的不过是全盘党有化盘剥下的极端贫苦；他们追求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品质，原来是敌视正常人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翻版；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头来仅仅是破碎的乌托邦泡沫；即便是自以为已经享有的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也不过是强权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和极端不平等的阶级歧视与身份歧视。而这一切狂热的献身，满足的恰恰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极少数特权阶层乃至极权者本人的权力贪婪。
   
   共产理想破灭之后，发展经济和发家致富变成主流。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苦行僧的毛时代而言，改革以来的经济优先、自利意识和大众消费的回归是一种进步，它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由于独裁体制没有实质的变化，体制内外争自由、要民主的诉求喋血于六四大屠杀之中，政治改革之路被中共当局彻底封死，跛足改革将中国引入双重误区。一方面，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导致普遍腐败、两极分化和公正奇缺。另一方面，效率优先的经济改革导致畸形的GDP崇拜、拜金主义和消费膨胀。

   
   所以，代替毛时代禁欲主义的，不是取之有道的发财致富，而是没心没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与责任的平衡，而是既无自由也无责任的纵欲主义。这种纵欲主义并非大众欲望的自然表达，而是独裁强制下的刻意引导、甚至极端纵容的结果，是统治者极力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把中国人变成物质性的单面人，变成金钱及其消费的奴隶，也变成现行秩序的同谋。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到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再到大众中流行的厚黑学，从上到下的中国人全部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也就是说，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恐怖实现之时，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就变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当下中国人大都生存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人们的交易行为在社会法律规则之外进行，无所不在的双重人格和对尊严的自戕自贱，可以用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话所言：个人为了饭碗的最大化，就可以不择手段。用那些“狼图腾”崇拜者的话说就是：“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见《狼》，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对于这样一匹不择手段的恶狼，除了惟利是图的驱动之外，任何力量也不能再引导它规范它，它通行无阻地左右着每一个人，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尊严、诚信、良心和理想统统吞噬。甚至，利益操控的威权面目与黑白分明的极权暴政相比，还常常散发着一种令人感慨的柔软或温和的人情味。但在骨子里，它是一种不断膨胀的独裁资本主义的权力，如同一头无名的怪兽，进行着匿名性的全面统治和技术操控。无人能够真正拥有它，而它却无所不在地占有了每个人的灵魂。
   
   经过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腐化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除了权力、金钱和谎言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正如崔健在六四后所创作的《红旗下的蛋》唱到的那样：“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象红旗下的蛋。”
   
   曾经一无所有的灵魂，如今变成了“红旗下的蛋”！
   
   2006年2月23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大纪元2006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