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大陆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恶性事故。这些事故之所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和中共高层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体的及时介入。江西芳林小学大爆炸被中外媒体率先爆光后，朱鎔基才不得不在人大会议期间公开道歉，并制定了重大事故的领导追究制度。但是，这之后的另一些恶性事故，地方政府大都采取严禁媒体及时介入的措施。最近发生的南丹煤矿特大灾难就是在隐瞒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被媒体爆光，引起社会的义愤和中共高层的重视。

   随着对南丹某煤矿特大灾难的处理进入了正常程序，8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了署名裴智勇的文章《假如媒体缺席……》。此文以近年来少有的勇气，通过评论媒体对频发恶性事故的及时报道，突出了媒体对社会、对政府、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作用，强调及时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是媒体的神圣职责和正当权利，更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论证了一个具有新闻自由的社会，才具有能够及时进行自我修复的健全机制。

   制造黑幕、控制媒体、剥夺民众的发言权和知情权，使舆论监督处在沉默和缺席的御用状态，一直是中共维持其独裁政权的主要手段，也是暗箱操作、腐败横行和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文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并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是呼吁一种新闻制度的出现：“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种让公众了解社会真相的秩序。这个秩序让社会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表明公民的知情权已受到重视，这无疑意味着社会进步。”

   吊诡的是，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可谓灾难重重。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媒体进行了严酷整肃。《南方周末》、《书屋》、《当代名流》等知名媒体，皆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整肃。中共还针对媒体下达了“七个严禁”的禁令。同时，严格的《互联网管理条例》使大量网吧和网站受到严厉的整肃。由于公开挑战江泽民的“7．1”讲话，在历次意识形态整肃中巍然不动的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也被停刊。改革20几年来，从12年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被强行取缔之后，受到整肃的一直是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媒体，被封杀的一直是自由知识份子。左派的舆论阵地受此重创，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实属罕见。反右、更要反左的口号，第一次有了个案上的突破。这说明了江泽民政权对舆论采取的完全是为我独尊的态度，无论左右，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允许任何人公开挑战他的权威。

   一方面是对舆论界的严厉打压，让所有的媒体只发出一个声音：“7．1”讲话是伟大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是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提倡新闻制度的创新；在这种悖论的深层隐含的现实是：媒体的监督可以针对地方官吏，但是不可以针对中央；可以打擦边球式地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正统毛派，但绝对不可以讨论和质疑三个代表。一种由社会多元化而产生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正在顽强而策略地扩展自己的舆论空间。但是，决定这种“半吊子的言论自由”的生死予夺的权力，仍然紧握在执政党的手中。中共感到安全时就可以放一放，一旦产生权力不稳的恐惧时就痛下杀手。

   大陆舆论界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明显地表现在这篇为新闻制度创新辩护的短文中。细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此文虽然一再谈到舆论监督的必不可少，却刻意回避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媒体独立”等事关舆论界生死存亡的关键字眼；虽然反复提到媒体爆光对官员的制约作用，却完全站在官本位的立场上，把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与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捆在一起，绝口不提言论及新闻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似乎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和揭露阴暗面功能与歌功颂德相辅相成，仅仅是“党的喉舌”捍卫党的利益的另一种职责。

   这种畸形的言论观和新闻观，不仅存在于中共的“喉舌”中，甚至也存在于民间和自由知识界。在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被整肃后，网上出现了大量幸灾乐祸的言论。特别是曾经遭受过邓力群等左王之苦的知识份子，更是喜形于色。虽然邓力群等左派在主管中共意识形态时期，对自由知识份子的整肃决不会手下留情，整肃媒体和知识界是他们的日常功课。80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就是铁证。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作为剥夺邓力群等人言论自由权利的理由。你可以不同意左派们的观点，不订阅他们的刊物，反抗他们大权在握时对言路的堵塞，但是你不可以在他们的言论权利受到强制剥夺时沉默、甚至幸灾乐祸，更不能在自己拥有了某种权力之时封杀他们。如果有一天，大陆知识界在经历过种种磨难而争取到言论自由权利之后，就以封杀对手的言论来实施报复，打压那些曾经整肃过自己的人，那么我们争取到的不过是言论独裁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以封杀对封杀、以剥夺对剥夺，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永无出头之日。

   虽然在当下的制度背景下，大陆自由知识界处在不断被整肃的境地，不可能拥有封杀别人发言权的权力，剥夺左派们言论阵地的人也不是自由知识界，而是现行当权者，但是，对老左王们被整肃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中，隐含着危险的：一遭权在手，便把禁令行。

   无神论者伏尔泰曾经为异教徒受迫害大声申诉，自由知识份子必须为一切被强制剥夺的发言权辩护。捍卫《南方周末》的新闻自由和捍卫《真理的追求》的发言权是等价的，正如捍卫一个罪犯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权利和为一个蒙冤者讨还公道是等值的一样。（2001年8月29日于中国北京市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