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伊战与美国大选

历史上，现实中，美国都不是完美的国家，但它至少是最富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自由国家，它领导盟国赢得抗击法西斯主义的二战，帮助发动二战的两大罪恶国家德国和日本实现了民主化重建，领导了对抗共产极权的韩战和越战，最终赢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自由与极权之间的冷战；美国在中东帮助埃及获得了独立，一直保护处在阿拉伯诸国包围中的以色列，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长期受到迫害且在二战中遭遇种族灭绝的犹太人，大概又将被伊斯兰世界的仇恨所淹没，美国被阿拉伯人所仇恨和屡遭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袭击，显然与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高度相关。

这一切，已经历史地把美国推向了自由领袖的地位。美国大选之所以引起世界性关注，也证明了美国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

从1989年到2001年9月11日，短短的十二年内，新旧世纪之交的世界，突然陷于两种完全相反的戏剧性体验之中——前景一片光明的喜剧和未来布满阴云的大悲剧。旧世纪的终结和新世纪的开端皆具有很强戏剧性：东西方之间的50年冷战之紧张对峙，却以难以预料的苏东帝国的突然崩溃而终结，几乎只是一夜之间，柏林墙就坍塌了，东西对峙消除了，东欧诸国以及昔日最大的敌人俄罗斯，也都逐渐变成民主国家并融入西方文明，以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西方自由阵营，情不自禁地发出“历史终结”之欢呼，并接连赢得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也由此，美国以及北约，在经济上、军事上和道义上，成为没有真正对手的全球性超强，人类社会似乎正在步入最接近康德所向往“永久和平时代”。

然而，后冷战时代的乐观情绪与和平前景仅仅持续了十年——而十年在漫长的历史上仅仅是一瞬——就在2001年9月11日这个蓝天白云的上午遽然终结，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虽然无法亲历那种惊心动魄而又撕心裂肺的震撼，但是电视画面的冲击力已经足够！恐怖主义对无辜平民和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的自杀性偷袭，其邪恶之肆无忌惮，其造成的灾难之惨烈巨大，其影响未来之深远……皆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仅仅是一瞬，世界就为之变容：人类大同的喜剧顿时演变为令人目瞪口呆的大悲剧。

9•11惨剧的发生，使布什恰逢其时地再次担负起领导全球反恐战争的使命：在当今世界，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已经成为一切邪恶势力的首要攻击目标，除非美国从此卸下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领导责任，重新回到孤立主义之中，否则的话，美国就必须主动出击，肩负起铲除邪恶与捍卫自由、维护和平与推广民主的领导责任。这种责任的当下目标，是领导世界打赢反恐战争；其长远目标是全力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特别是要以民主化在阿拉伯世界和其他独裁国家建立新秩序，再不能犯那种基于既得利益而放纵邪恶独裁者的错误。

就在大选前10月30日，恐怖恶魔拉登再次以录相的方式出现，首次承认是他策划了9•11，并宣称他看过激进的反布什影片《华氏9•11》。拉登的现身，一下子把即将举行大选的美国拉回到三年前的那个灾难性时刻。

是的，9•11改变了一切，一个全新的压倒一切的威胁突然现身。世界局势、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也必然为之大变。为了应对无孔不入的世界性恐怖主义威胁，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我们不能把伊斯兰原教旨的恐怖主义视为继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之后的对自由世界的第三大极权主义挑战。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产生这种威胁的文化及制度根源，必定是极为不宽容且嗜血的，其实施邪恶目的的手段，完全不同于二战和冷战，而是带有全新的野蛮性质：

1，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极权邪恶是明确的公开的有特定国界的，而恐怖主义的邪恶是隐藏的暗中的超国界的；

2、前者发生在战争时期和冷战时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两种制度之间的对抗，而后者发生在和平时期，是国家与全球性恐怖组织之间的战争，以及不同宗教文化制度之间的冲突。

3、前者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的主权、军队、制度，而后者主要针对的是无辜的贫民以及民用设施。

4、前者所运用的手段主要是军事武器，以消灭对方而保存自己为目的，后者所运用的主要手段是人的肉体，以同归于尽的决绝来造成轰动性的恫吓效应。

5、在冷战时期，尽管对峙的双方都握有可以把地球毁灭无数次的核武器，但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均势，更由于核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很可能是没有赢家的鱼死网破，所以对峙的双方还具有最低限度的理智，决不会不计任何后果地胡来。而恐怖主义并不在乎实际的力量对比，只要能达到目的，它不在乎使用任何手段，它就是要以弱势姿态和不计后果的决绝手段发动攻击，当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恐怖分子连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之时，最低限度的恻隐之心和理智权衡也就会被视为无物，并以最残忍最灭绝人性的手段屠杀大批无辜平民，从而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慌乱。所以，它不是为了真的打败和征服最强者，而仅仅是为了破坏而破坏，为了灭绝而灭绝。如果他们拥有了大杀伤力武器，加上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亡命之徒，其灾难性的后果让人不敢想象。

对付诸如恐怖主义这样肆意践踏文明底线的极端人类公害，美国在使用武力时不应该有任何犹豫。只有果断坚决，才能制止类似9•11灾难的再次发生，减少日益国际化的恐怖主义和大杀伤力武器的威胁。这样的选择，相对于绥靖主义和后发制人的战略而言，其成本和代价也会相对小些。这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因为它事关美国的安全和自由之存亡；也是整个人类长远利益之所在，因为它事关世界和平的存续和全球民主化的发展。

克里象西方的所有左派一样，把无原则的和平共处视为“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把容忍邪恶政权作为不同国家的共处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所以，他指责布什的“大中东政策”是空想，主张美国只应该管好自己的安全，不该向中东地区输出自由民主，伊拉克人是否应该享有自由与美国无关。因为“民主不适应伊拉克人”，其潜台词是“伊拉克人不配享有自由民主”。

布什象所有负责任的西方大国领袖一样，把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视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铲除邪恶政权视为推广自由民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手段。因为，“自由民主”具有普世价值，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文化、国别、宗教等的差异——皆有资格享受自由生活和民主制度。所以，谋求连任的布什坚持倒萨之战乃正确的选择，即便没有找到大规模武器，铲除萨达姆暴政和建立自由伊拉克，进而在整个中东地区推动自由民主，便足以作为倒萨之战的理由。

克里指责布什对“邪恶轴心”的指控是傲慢和卤莽，而在实际上，象当年的里根总统指控前苏联为“邪恶帝国”一样，布什对伊拉克、北韩和伊朗的指控，仅仅是事实陈述而已。特别是萨达姆和金正日，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邪恶的两大暴君。难道萨达姆政权不够邪恶吗？难道萨达姆玩弄联合国还不够吗？难道萨达姆的威胁仅仅是对美国而与世界无关，特别是与多数欧洲国家无关？难道只有在恐怖袭击落到自己的头上，欧洲人才肯主动出击并寄希望于美国的强大武力支持吗？难道非要等到萨达姆突然发动另一次更具破坏性的恐怖攻击，西方的自由同盟才会再一次团结起来吗？更重要的是，孕育恐怖主义的最佳土壤就是阿拉伯地区的独裁制度和原教旨狂热，难道自由国家和整个世界在屡遭恐怖主义之害的情况下，还要一味对庇护和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政权采取绥靖态度，眼睁睁看着恐怖主义的泛滥成灾而无所作为吗？必须有负责任的政治家领导下的自由国家挺身而出，向恐怖主义及其孳生地宣战！

克里用没找到大规模杀伤力武器而指责布什发动倒萨之战，但先发制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防患于未然。美国正式宣布参加二战是后发制人，阿富汗反恐战争也是后发制人，虽然二者都取得了胜利，但这种后发制人的胜利再辉煌，也只能是对已经造成的大灾难的亡羊补牢，美国以及整个世界为这种后发制人已经付出了全方位的巨大代价，而这种代价的综合负面效应之巨大，甚至是后来的胜利无法弥补的。所以，鉴于恐怖主义已经实施、正在实施和准备实施的反人类反文明反自由的暴行，鉴于恐怖袭击的难以防范，鉴于萨达姆的一贯好战和支持恐怖主义，一直在谋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屡次违反联合国有关武器核查的决议，其邪恶程度决不次于本•拉登。萨达姆屡经战争且拥有统治一个国家的独裁权力，在制造恐怖灾难的能力上，肯定要远远超过本•拉登及塔利班。难道非要等萨达姆已经制造出大杀伤力武器并付诸使用之后才动手吗？倒萨之战起码清除最有可能制造出并敢于使用大杀伤力武器的暴君，因为萨达姆不但是战争狂，而且是曾经有过使用生化武器屠杀库尔德人的暴君。如果继续姑息养奸，等到利用大杀伤力武器的恐怖主义攻击已经完成再后发制人，其灾难性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克里指责布什犯了抛弃盟国和绕过联合国的单边主义错误，使美国陷入国际孤立之中。而在实际上，这样指责似是而非：难道只有德国和法国才能代表欧洲国家，而英国、意大利以及东欧诸国无法代表欧洲吗？何况，在亚洲，美国的大多数传统盟国（如日本、韩国等）皆支持反恐。至于联合国授权问题，由于德法中等大多的从中作梗，美英两国是在全力争取而无功而返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行动。

在当今世界，对全球性和地域性的危机的处理，特别是在对待邪恶无赖国家之时，没有美国的参与就难以收到实际效果。邪恶的萨达姆政权象邪恶的塔利班政权一样，对内压迫本国人民，对外穷兵黩武，不仅是对美国的威胁，而且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对这样邪恶的政权，在恐怖统治中挣扎的本国民众，只能或被洗脑成为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或无可奈何地叹息；越来越受制于多数无赖国家的联合国，其清谈馆的性质注定了它的软弱无力，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的十多年中，联合国已经沦为萨达姆的玩物和避难所，德法等国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个个解决方案，由于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持而被束之高阁；阿拉伯诸国尽管与伊拉克有仇，但没有人能够单独打败萨达姆；俄罗斯和中国又都曾与伊拉克关系密切，从海湾战争开始就一直为萨达姆站台……在联合国缺少正视现实的勇气和采取有效协调行动的能力的情况下，只有遭遇到9•11大灾难的美国，既有倒萨的实力，又有倒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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