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劈头先给王怡一闷棍

   劈头先给王怡一闷棍，然后再容我细细“捧杀”。

   其一，自打青年王怡出了名，关于宪政，他写得最多，大致可分为“历史宪政”、“武侠宪政”、“影评宪政”、“时评宪政”，乃至还有“饮食宪政”和“丁克宪政”，如此眼花缭乱的宪政论说，读起来却大多脉络清晰、让人获益，比干巴巴的抽象宪政，也更有滋味和情趣，确实需要另类的才华。然而，这样的宪政言说，也免不了有些绕弯子，弯子绕得太复杂，也会把作者自己绕进去，让人感到困惑、生硬和别扭。

   比如，他赞同别人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易经》箴言，与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秩序”勾联起来，并进而解释说：“易经的精神尚有一种‘天行健’的先验主义背景。但易经的经验主义性质就在于‘天行健’是相当虚泛的，它构成一种背景但并不构成一种教条。”我看不出易经箴言与“自发演进秩序”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出不无所不包的、怎么解释都行的“易经的精神”与西方基督教的“圣约”之间的关系。我只知道，无所不包的言说大都“一无所包”。王怡的解释，倒是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许多人把中国的“民本”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或“民主”扯到一起。

   再如，王怡的《丁克家庭、创世记和宪政民主》一文，尽管里面讲了许多逻辑推演的问题，但还是看得我云山雾罩：他反对中国传统蛮横地把“专制政府与细民的关系模拟为父子关系”，但这并不能反证如下逻辑演绎的合理性：从父子关系和人神关系之间的模拟联系，推出血缘关系乃父子之间的契约，再推演出宪政的先验基础。我不知道王怡的如此“创世”说服了多少人，但他起码没能说服我。

   其二，时而信奉自由主义的王怡，也要回到传统里，接点悠远的气脉，“鸡蛋里跳骨头”地汲取些许古典精华，且拿出自己的饮食习惯来佐证，以证明自己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但理论上是，生活细节上也是，似乎做个英美派的自由主义者，必要一副文化保守的尊容，否则就不正宗。王怡在《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中自述道：“我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吃牛肉面都不会换地方。我最迷恋的概念之一就是‘传统’。传统在这里代表一种方向性，比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情欲是一种有传统的性欲。性欲原本是没有方向性的，方向性在针对特定对象的传统之中形成。”

   尽管，王怡反复强调文化保守应该与政治自由主义融为一体，但在他的论证中，也常把不同层面的文化因素与保守／激进、传统／现代混在一起说，混淆了非制度性文化因素和制度性文化因素的区别。其实，爱吃川菜或爱读庄子，喜欢字画扇或沉溺于京剧，实在与百年来中西大碰撞的语境下、及中国当下语境中的保守或激进无关，也与提倡“读经”的民族主义王道政治差之千里，更与选择自由或甘于奴役无关，大可不必张冠李戴，更不必如此张扬。

   每个个体都是多元的，社会也是多元的，不能用例举一元的方式来指认多元的活人，更不能把多元中的不可比因素硬拉在一起。

   英国最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他的保守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和法治秩序方面，而很少论及传统的非制度化因素。他的保守，正面前提是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自由权权利和宪政法治的传统，它既是传统，也是柏克时代的活生生的政治现实。正因为英国有着这样的传统和现实，才无需法国式的大革命。他的保守，反面前提是“我憎恨专制，……我尤其憎恨多数人参与的专制。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Ｐ５５）所以，让专制王权异常强大的法国学习英国式的保守，可能吗？正如中国“百日维新”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之间的差异一样。

   在现代中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既是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激进反传统主张的人，也是一贯提倡“点滴积累、渐进改良”和“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人，同时，与五四一代的其他人相比，胡适在生活细节上，也算得上传统和保守。

   垮掉一代的经典诗人金斯堡，一边发出声震美国的“嚎叫”，一边喜欢静谧的佛教。这位嬉皮诗人的叛逆之作变成美国大学中的经典之后，并不意味着激进的愤青已经变成保守的教授。

   王怡自称吃牛肉面从不换地，但我也知道他看光碟的紧跟潮流，而且基本上是西方影片，总不能说前者是保守、后者是激进。正如拼命拽着西方时尚的尾巴乱转的“酷一代”，不见得就是激进一族，说不定他们在如何钻营上颇为老道。

   其三，偶尔，读王怡还会读出小卖弄。显示渊博，固然是知识人难以根绝的嗜好，但引经据典时，总要尽量避免文不对题和节外生枝。一些不必引经据典就已经说清的常识问题，还要绕几道弯，掉掉书呆子，那不是渊博，而是轻浮。中国读书人的注经和掉书袋子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先秦之后没有“子”，汉代以来，由孔孟而马列，一路注下来掉下来，已经把国人的精神创造力逼入“穷途当哭”的绝境，否则的话，“老杜之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诗评，怎么可能变成大诗评家的审美标准？“点石成金”的用典，怎么可能演化为大诗人推荐的作诗法则？

   其四，最让我不舒服的是，王怡的文字中，冷不丁会流露出传统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骄狂。比如，王怡为“宪政论衡”开张写的“广告辞”，题目本身就有些张狂：“存在主义的宪政观——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用于解释这一题目的文字中也有不少大话：“所谓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有一明的信念，就当有千年的恒心。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历史观，一种非目的论的根植于先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我愿意将这句话看作现代宪政的根本精神。”

   读过不少神学书和哲学书的我，实在看不懂这样的表述：“一种非目的论的根植于先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也无法理解这句王怡喜欢引用的易经箴言，怎么就能被“看作现代宪政的根本精神”？

   尽管，在王怡的全部文字中，类似这样的骄狂文字极为罕见，但只要出现就该自我警惕。在上帝的俯视下，人的最大原罪就是心无谦卑和目无神圣的狂妄：知识狂妄遮蔽真理，道德狂妄亵渎良知，权力狂妄制造人祸。

   如此作序，还是给一本在国内无法公开出版的文集作序，大概有欠“厚道”，那现在就开始“厚道”吧。

   ⊙初次被王怡的文字惊动

   我被王怡的文字惊动，缘于他的那篇短文《美得惊动了中央》：一部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让王怡夫妇回到校园青春期，品味那份“朝花夕拾”的初恋，必定很闲适、甚至激动。Ｆ４的扮相和发嗲的对白，尽管平庸，但毕竟优美。只是，王怡大大低估了党中央对“不健康舆论导向”的敏感，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么老大个的政权，竟然视大众化的“优美”为威胁，来自中南海红墙内的禁播令，使《流星花园》半途而废。

   这样的蛮横，犹如一个常年不洗澡的恶汉，仅仅依仗穿了一身官服，就悍然闯进民宅，并把臭气熏天的汗脚伸进刚刚放满清水的澡盆，极大地冒犯了有洁癖的王怡们：剥夺了其天然权利，亵渎了其审美趣味。所以，在王怡看来，权势者扼杀了给无权者带来“赏心悦目”的优美，是不准“平庸”的蛮横，其背后所隐含的审美指向，庸俗而邪恶。或者说，极权的邪恶乃平庸之最。

   审美依赖于极端个人化的偏好，审美经验也大都是隐秘的私人经验，所以审美是最多样化的精神体验，正如西谚所云：“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而独裁国家只要求一个钦定的“哈姆雷特”，只允许大一统的权力美学，它的程式化抽象化干瘪化的趣味，天然地敌视个人、个人偏好和私人经验，所以就只能制造精神垃圾，并把这样的垃圾强行塞满家家户户的夜晚，所以，王怡愤怒了：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足以惊动中央的事件总在善恶之间，而与美丑无关。尽管善恶之间的立场，往往会妨碍审美的品位，造成审美的堕落。……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缺乏道德了，决不能承认自己没有品位。……我不太在乎政府对我的道德水准造成的歧视，我极其注重的，就是这个禁播令对我的审美能力进行了当众的羞辱。”（《美得惊动了中央》）

   王怡没有经历过更严厉的羞辱个人美感的时代，那是连衣裙、披肩发、高跟鞋与诸多经典名著共同被押上红色审判台的时代，是焚书、砸唱片、刮壁画、毁庙宇的时代，是毛泽东的“不许放屁！”的昏话被捧为佳句的时代，是郭沫若的献媚四六句被排在文学刊物头条的时代……，而在这样的审美沙漠中，一个敢于偷看《红与黑》、偷听情歌、私下里朗诵情诗的中学生或青年人，其清爽的灵魂必定有极柔软的部分，柔软到可以为了美、为了独立思想的尊严而冒险（比如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之死）。这样柔软的灵魂，也必定被美被诗被爱所拯救，如同《１９８４》中那对偷情的男女。所以，在奴隶制仍然残存的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祈祷：美将拯救世界！诗将提升我们的卑贱灵魂！（大意如此）

   然而，独裁国家，没有宗教，没有哲学，也没有伦理，更不必说它的审美情趣了。因为，独裁者只信仰权力、只为权力辩护、只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只欣赏装饰权杖的花纹……面对羞辱个人美感的粗俗政权，王怡写下了基于个人美感的文字，读这样的文字，我能感觉到他那种蔑视强权的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面对的这个庞然大物，尽管一刻不停向我们炫耀着它的权力和皮鞭，但它越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就显得越发平庸猥亵和空洞下作。

   ⊙基于个人自由的谦卑反抗

   身处后极权中国的年轻王怡，自我定义为“知识分子”，但不是古代士大夫标榜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众代言人，而首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个体，一个争取个人尊严的维权者，一个为个人自由辩护的言说者——在自负和内疚之间取得平衡的“罪人”。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知识’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怀璧其罪’。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我要活在自由的言说中，在言说中呼吸，在言说中为个人自由作无罪的辩护。”

   “一个知识分子的诞生大致需要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我总是认为我在一些领域和事件上比一般人知道和了解得更多，才能感到公共言说的冲动。……一个人没有这种自负就不会写文章。……否则就比自负还糟糕，叫自私和不负责任。”（《王怡：知而不言是一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