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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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对赵紫阳的评价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04年5月）这段对已经失去自由十五年的赵紫阳先生的评价，引自鲍彤先生写于「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文章《咫尺天涯念紫阳》（以下简称《念紫阳》）。这是鲍先生第一次专门撰文谈及他的老上级赵紫阳先生。

   众所周知，鲍彤先生曾经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十三大中央委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可谓赵紫阳非常信任和依重的下属。也正因为如此，六四血案后，鲍先生是唯一被判刑七年的中央委员，可谓「六四」头号政治犯。出狱后，鲍彤先生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尽管遭遇到准软禁的迫害，但他仍然不畏恐怖地发表自己的政见。

   我之所以首先谈及鲍彤对赵紫阳的评价，一是因为鲍先生的回忆令我信服，他的资历和人品就是这种信服的保证；二是因为鲍先生在八十年代、八九运动和六四后的言行令我尊敬；三是因为从赵紫阳重用鲍彤的用人之道中，也可以见出赵紫阳当政时的开明度已经非常之高。

   除此之外，鉴于某些对赵紫阳和鲍彤之间的关系的指责，我也要驳斥那些诸如「赵紫阳错用书生」、「鲍彤是书生论政，免不了幼稚激进」等等指责，起而捍卫赵紫阳和鲍彤对八十年代改革的杰出贡献。事实上，当赵紫阳达到权力高峰而表现出张扬之时，鲍彤作为赵的首席智囊所起到的是降温作用。比如，据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记述：在筹备十三大期间，赵紫阳鉴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开化」口号，准备在十三大提出「政治开放」。然而，鲍彤却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改还仅仅处于「训政阶段」，如果过早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会误导人们联想到开放党禁和报禁，进而开放司法和选举，而目前的现实不可能允许这些开放。所以，十三大报告不要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而还是只提赵紫阳的另两句话更为稳妥，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激进的「政治开放」议题，遂被暂时搁置。

   对社会转型作出巨大贡献

   在八十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改革时代，赵紫阳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就深得民心，当时流传甚广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明证。他来北京之后，先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时期，全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营造出最宽松的气氛，并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项措施。用鲍彤的话说：赵紫阳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民主制度，但在思想文化上却充满了民主气氛。

   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他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对共产制度的灭绝人性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其父辈的悲惨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过苏共的迫害，赵紫阳的父辈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这种浸满了家族血泪的意识启蒙虽然残酷，但是正因为残酷才能深入骨髓。也正是这种残酷的启蒙，成为他向往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内驱力，使他在改革开放中以悲剧英雄的形象结束了政治生命。

   在此意义上，我决不认同赵紫阳在八九运动中的表现完全是政治投机并且是失败的投机的评价。我相信他在八九运动中的作为，主要发自内心深处的道义支撑和对历史潮流的远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从他主政四川到出任总理再到就任总书记，其执政大方向一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

   众所周知，在经济改革方面，赵紫阳的主要贡献是：在价值观念上终结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力主「放权让利、企业松绑和精简机构」。在经济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九七九年的「扩大自主权」、一九八二年「减税让利」、一九八四年「利改税」、一九八六年「企业承包」和一九八八年「股份制试验」，特别是他亲自树立的「温州模式」，历经二十多年经济改革的考验，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模式，为中国改革奠定了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方向。然而，与邓小平为首的跛足改革派相比，赵紫阳对中国改革的最大贡献则在政治改革方面。由于中国体制的高度独裁化和政治化的特征，文革后，中共高层有关改革的决策，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政治决策。具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当「邓、胡、赵」三驾马车运行顺利时，邓小平于一九八六年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著重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以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缺少监督」的局面为手段。也就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实行精简机构和改进作风，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大刀阔斧进行政治改革

   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赵紫阳自己的叙述与鲍彤的记述基本相同。赵紫阳在六四后曾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见《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

   有了邓小平的「尚方宝剑」，在政治上远比邓小平目光远大和心胸开阔的赵紫阳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按照鲍彤的说法就是：赵紫阳的政改，「著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然而，在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时，邓虽然点了头，但也道明要坚守的底线：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可以说，在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的观念、人格和贡献，即便在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中，也无人能够与之媲美。邓的政改不准搞西方式民主和三权分立，而是「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优势，不能丢。」反对高层权力相互制衡是邓的一贯思想。而在这点上，赵在政改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权力制衡，从改变权力的高度集中入手，才能走向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宪政，政治决策也才能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此问题上，赵紫阳不但与邓小平等元老有分歧，与胡乔木和邓力群等毛派有分歧，甚至与胡耀邦也有分歧，而更接近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风格。比如，赵紫阳在政改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九八九年的新年茶话会上做出承诺：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让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

   据陈一谘回忆，赵紫阳曾两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次是谈及在一九八四年还极为敏感的价格改革时，另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谈及政治改革时，赵紫阳对调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陈一谘说：「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参见陈一谘：《再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精神──兼贺赵紫阳八秩晋五寿诞》）

   无怪乎，就连中共元老叶剑英也曾向邓小平和陈云赞扬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是一个非常讲究党性原则的干部，他不仅具备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他的个人品德很好，不整人、不落井下石，多年以来，任劳任怨，是一个奋战在第一线的好同志。」

   使「反自由化」运动半途而废

   胡耀邦在台上时，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胡与邓之间；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防止个人崇拜、反对「清污」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胡下台后，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只能出现在赵和邓之间。胡耀邦被迫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同时兼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实质上是既管党务也管经济，所面对的局面极为复杂。但是，他还是巧妙地顶住了，非但没有扩大「反自由化」运动，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在中止「反自由化」的问题上，赵紫阳首先用「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的理由说服了邓小平，之后就在怀仁堂的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反自由化」的扩大化。据鲍彤回忆：「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五月三十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

   「反自由化」运动之后的赵紫阳主政时期（从他代理总书记到他下台），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都达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说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出现，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评价。「反自由化」运动没有波及全国，没有影响经济改革，被整肃的党内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间还很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论在国内外得到更广泛传播。这一切没有赵紫阳对极左派的遏制和对自由派的开明是不可想像的。

   赵紫阳对开明知识分子的保护，鲍彤曾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九八七年夏天，某些左派以「中纪委」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建议开除一些「自由化分子」的党籍，提交常委们批准。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在被开除之列，罪名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鲍彤回忆说：「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甚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著，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

   赵紫阳时期最著名的体制内智囊机构，就是在鲍彤主持下的「三所一会」。这一机构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而且，通过这一高层决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参与，达到了相互驳难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的平衡。据当年在「三所一会」的人士回忆，十三大结束后不久，赵紫阳就责成其智囊机构研究如何化解社会突发危机的对策，智囊们提交给赵的报告中已经把「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定期对话机制」作为重要措施提出。也正是从那时起，体制内外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已经开始，八九运动中的几次对话，显然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