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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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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制度的替罪羊
·收容遣送与制度性人祸──简评孙志刚之死──
·SARS危机中的国际支持
·【人权评论】高官批示保障不了人权
·道歉、感谢与颂歌
·产权改革问题上的道义担当
·政治SARS制造的又一大冤案——为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而呼
·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接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答谢词
·从孙志刚案看政治权力干预司法
·舆论误导出的胡温“新政”
·诚实地说出常识的良知——祭李慎之先生
·周正毅案与金融腐败
·刑不上政治局的“问责”
·孙志刚是民间抗暴之英雄——从孙志刚案到中止收容遣送
·我们能盼来什幺?
·亲港府而远民意的香港行
·透支民众未来的金融腐败
·希望与失望的恶性循环——简评胡锦涛七·一讲话之一
·胡温不会挑战江派的深层原因 ——胡锦涛七一讲话评论之二
·吃饭哲学与跛足改革————胡锦涛七一讲话评论之三
·坚定不移地玩弄亲民工具——胡锦涛七一讲话评论之四
·三岁李思怡之死拷问灵魂
·民间维权运动的胜利
·北京封锁信息的双重危害
·刘晓波 任不寐 关于《灾变论》的对话
·谁为超期羁押的良心犯鸣冤
·大陆执法者的双面
·港人胜利对大陆的压力和启示
·23条与独裁者的噩梦
·金正日独裁吞噬金大中阳光
·中国没有司法正义
·毛泽东玩弄宪法
·跛足外交来自跛足改革——朝核危机评论之一
·“民主立宪”的虚假
·六方会谈与中国外交
·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自焚背后的人权灾难
·无声三中全会与信息歧视
·神五升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刘荻获释的启示
·谁为暴君毛泽东招魂?
·向独裁献媚的希拉克──评胡锦涛访法
·杜导斌案——从完全黑箱到有限公开
·湖北省公安厅应该作出进一步澄清
·特权者的反腐特权
·枪杆子下的胡温亲民
·《证词》附录:刘晓波给廖亦武的信
·人权入宪下的人权迫害
·直面六四──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蒋彦永先生为六四正名
·独裁政府怎能监督自己
·难道恐怖屠杀是死亡庆典?——有感于中国某些网民为马德里爆炸叫好
·康德点燃的启蒙之火(上)——纪念伟大哲学家康德逝世200周年
·康德点燃的启蒙之火(下)——纪念伟大哲学家康德逝世200周年
·赢选举的阿扁和赢公投的连战
·康晓光的狂妄和阴招
·特权式反腐的无效
·【紧急呼吁】强烈抗议中共公安逮捕六四难属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
·台湾恶劣环境中的优质民主
·关于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被拘捕事件的紧急呼吁
·受难母亲的泪与爱──献给被捕的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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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子霖女士最新消息
·有力量的残疾青年罗永忠
·让清明变成石头——为六四亡灵而作
·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美英自由联盟必胜
·北京能否有对台新思路?
·直面六四: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蒋彦永先生为六四正名
·帮闲博士的献媚术
·话说李敖---精明的骄狂
·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
·话说李敖之二─紧跟暴君毛泽东
·不要说今年的春天很冷
·"人质外交"源于独裁政治敌视民间异见的本质——为杨建利被捕两周年而作
·由段琪瑞的侄孙死于六四屠杀而想到的
·依法治港的实质是“恶法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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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五一是谁的节日?
·林昭用生命写就的遗言是当代中国仅存的自由之声
·向死于恐怖袭击的同胞致哀
·谁在乱港害中?
·刘水案─是执法还是构陷?
·恶法治国的阴毒化法制
·杨建利冤案背后的中国现实
·虐囚丑闻与伊拉克局势——虐囚案评论之一
·把罪恶当罪恶——虐囚案评论之二
·契约中的权利和义务(1)
·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读六四难属《寻访实录》
·八九运动中普通民众的高贵
·六四凌晨的黑暗
·虚美矫饰的国史
·1546号决议和伊拉克重建
·抗议对民族良知蒋彦永的迫害
·六四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南都案─亵渎法律公正的审判──「南都案」评论之一
·阻碍媒体改革和葬送新闻良知的审判——“南都案”评论之二
·民间维权对「南都案」的关注──「南都案」评论之三
·徒手征服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上)
·徒手征服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下)
·六方会谈的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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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遗产与中共的缅怀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随想——

   中共隆重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江泽民发表长篇讲话,把中共的事业称之为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有关孙中山的专题片,称孙为“国父”。这些举动与中共执政后的尊孙抑蒋一脉相承。虽然其中不乏统战之意,但是在更深的血缘上,中共的暴力夺权和暴力极权,也与当年孙中山的政治作为一脉相承。孙死后,两个追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枭雄——蒋介石和毛泽东——经过殊死搏杀,上演了又一出成王败寇的传统戏剧。

   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先后进行过11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仍然令今人不解的是,最高军衔仅相当于连长的几位军人的揭竿而起,却揭开了几千年帝制彻底崩溃的序幕。之后的中国,有过数次步入渐进改革、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的机会;但是,在每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关头,皆为激进的追求暴力革命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所主宰。而此激进倾向的源头,就是现在被称之为国父的孙文。

   君主立宪和革命共和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君主立宪或革命共和的选择。尽管国内的其它政治力量及知识界的许多名流以及西方各国,都赞成走南北议和、君主立宪之路,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革命党选择了武力共和。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而在同盟会内部,在孙文于1911年12月26日到达上海之后,核心干部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和总统人选时,发生了“面红耳赤、几至不欢”的激烈争论。宋教仁基于对权力过于集中的忧虑而主张采用内阁制,以实位相权限制虚位君权。而孙中山基于集权的好处而坚持总统制。他提出的理由是:“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制之法度……而误革命之大计”。争论的结果,自然是孙中山赢得了同盟会核心成员中的多数支持。在随后的各省选举中,孙中山以17省中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非常大总统”。

   法治秩序和暴力革命

   宋教仁被暗杀后,中国面临着循法治方式或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选择。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循法治方式解决危机非常有利。独立的新闻媒体已经把袁世凯政府暗杀宋教仁的有关证据爆光于世。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坚持公开传唤国务总理出庭。即便一直在关键时刻站在孙中山一边的元老黄兴,也因坚持应该首先寻求法律解决而与孙出现裂痕。孙中山则不顾国内人心思定的民意,一意孤行地坚持激进的武力讨伐,贸然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再次亡命海外,重建秘密会党。

   联省自治和中央集权

   在晚清的风雨飘摇之际,由于中央权威的统治效力的急遽流失,地方自治获得长足的发展。四川等地的“护路运动”就是地方抗拒中央的典型案例。辛亥革命之所以一举终结千年帝制,地方自治意识的觉醒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清末的开明人士大都主张地方自治,在各省纷纷设立咨议局。辛亥革命之后,各省的立宪派在左右全国政局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的地方独立,已经使走向联省自治的联邦制水到渠成。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政制争论的焦点之一。令人感慨的是,在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之争中,作为死对头的袁世凯和孙中山走到了一起。二人皆主张中央集权制。因此,当上了大总统的袁世凯,由当年全力倡导地方自治的开明人物,变成了全面限制地方自治的集权者。1914年他裁撤了各省督军,再把地方选举各省行政首长制度,改为由中央任命的制度。一向主张集权、一直梦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与坚持联省自治的广东首领陈炯明彻底决裂,最后终于走上了北伐的道路。

   政党政治和一党独裁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的现代政党政治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同盟会即便不能成为执政党,起码也可以成为合法的第一大在野党。宋教仁的努力已经为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大作为提供了不错的平台。可惜随着年轻的宋教仁被暗杀,本来就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内阁政制不满的孙中山,更以宋的被暗杀为理由,开始了激进的二次革命,以革命的独裁和武力回应袁世凯的反革命的暴力独裁。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再次进行组织秘密会党的孙中山,在俄国的10月革命一举成功之后,终于看到了他心中的理想政党形式:那就是列宁式的、由一个领袖的主义和权力主宰的一个政党,再通过这样的政党领导武装夺权,最终达到统治一个国家。

   尽管人们一提起孙中山,想到的都是他留下了所谓“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的遗产,但是,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这一遗产的最初继承人,是利用军事政变夺得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最后的继承人是通过内战登上执政地位的毛泽东及其中共。按照孙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之时,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权君主,如同毛泽东在夺权时高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而掌权之后就变成了“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帝王。

   今天,孙中山的党国体制已经在台湾彻底解体。但是,在中共执政的大陆,走出党国体制的阴影还将有漫长的道路。(2001年10月11日于中国北京市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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