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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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1月26日讯】是的，按照世界性的杰出政治家标准来衡量，赵紫阳作为当代中国最开明领袖的政治作为，显然留下不少令人遗憾之处。然而，这样的悲剧，并不能全部归之于紫阳本人缺少政治魄力和无畏勇气，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所限。

   首先，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独裁传统的漫长、深厚和强大，超过世界上的所有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民间社会的一盘散沙无法生长出抗衡政权的自主力量，也没有能够足以抗衡世俗皇权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会组织。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中，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难，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领袖的不断夭折来表征，从血洒菜市口的谭嗣同到遭到暗杀的宋教仁，中国在通向宪政民主之路上迈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杰出领袖的喋血。

   其次，再看八十年多年的中共历史，自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的独尊地位之后，党内异见者被整肃的命运就延续至今。在晚年与中共体制决裂且转向自由民主的党魁，都是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者，从在孤独中谢世的陈独秀到在软禁中离开的赵紫阳。这个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单，可以加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和开明清廉的胡耀邦，甚至可以加上高层权争的失败者如张国焘、王明、高岗、刘少奇、林彪等人。但独裁党的灭绝人性的铁血纪律，使大多数被整肃的党内异己被禁锢在党组织之内，甚至被迫害致死，也要“生为组织人，死为组织鬼”。对于这些冤魂而言，他们所期待的最大公正就是党组织给予的“平反昭雪”。

   再次，中共掌权后的大陆，既无港英政府培育的法治自由传统，也无蒋家政权的有限专制在台湾培育出的自治民间，本来欠发达的民间社会，又被毛时代的绝对极权体制彻底扫荡，“组织人”成为国人的第一身份。极端的洗脑制造出的普遍愚忠和个人崇拜狂热，阶级灭绝煽动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仇恨，无孔不入的恐怖使人们连梦都不敢做错，生生逼出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的兽性中国，凶狠的狼性、愚蠢的猪性和阴暗的狐性，已经成为毛时代大陆人的精神标志。

   最后，就改革以来的现实而言，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时期，改革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翼齐飞，那是一种有别于跛足改革的健康改革，也就是有别于邓小平模式的赵紫阳模式。反腐败、要民主的八九运动和赵紫阳坚持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内解决官民冲突，二者都是赵紫阳模式的产物，最有可能把中国引向政经协调的健康发展之路。但在六四后，官方彻底放弃了紫阳模式而完全听命于邓模式，江、胡之间可以有局部策略的微调，但绝无根本区别，甚至连试图超越邓模式的改革意愿都没有。

   在社会发展方面，虽然市场化私有化和观念的多元化个人化，使民间社会有所恢复并逐渐壮大，民间宗教也随之复活，但时至今日，仍然只能算“半吊子民间社会”，还没有独立自治的民间社会。在精神层面，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变脸为邓时代的“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犬儒化标示出灵魂堕落的深度，健全民间社会的发育极为艰难。

   常言道，有甚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政府，有甚么样的传统就有甚么样的现实，除非人民不再朦昧和传统得到现代性转化。在无法造就改革时代的伟大政治领袖的现实局限中，民间社会的不发达和民族精神的病态化，无疑是重要的局限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能够造就沙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相应地也会在体制内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无法造就中国的沙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也相应地很难产生体制内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

   在此意义上，鉴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限，中共党内能够出现紫阳这样的政治领袖，在我看来，已经属于人格奇迹了。

   2005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