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杀人如麻的帝王戏与主旋律

杀人如麻的帝王戏与主旋律

   　　作者按：该文所引证的史料，以《资治通鉴》为主，参考《史记》和《汉书》。行文中就不再一一注明。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官方外交开始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民族主义思潮也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转向进攻性的喊打嗜杀，影视界戏子和御用文人也闻风而动，于是，荧屏上刮起“帝王戏”旋风，至今未衰。从“戏说帝王”到“历史正剧”，一部接一部，拍完了清朝拍明朝，拍完了明朝拍唐朝，拍完了唐朝拍汉朝，每部动辄４０－５０集以上，而且，专门喜欢拍对外征讨的战争大场面，最近播出的《汉武大帝》长达５８集，征讨匈奴等异族乃重中之重，再次引来舆论的关注。
   官方对历史剧的取舍倾向也颇为鲜明，凡是有助于维护独裁、主旋律灌输和煽动民族主义的帝王戏，官方总是一路绿灯：这些戏大都在黄金时间热播，而且边播边炒作，每部大戏都能成为一段时间的舆论热点；首播结束后，央视和地方台还会不间断地反复重播。唯一一部不同于帝王戏的长篇历史剧《走向共和》，再现了清末民初由独裁帝制向宪政共和转型的艰难进程，虽然深得民间好评和观众期待，却在首播还未完成时就惨遭红灯，至今再也见不到重播。如果说，《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钢牙纪晓岚》等“戏说帝王戏”，更多是出于商业目的，只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大可一笑了之，不必认真；那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天下粮仓》、《大明天子》、《汉武大帝》等所谓的“历史正剧”，除了商业目的之外，更在乎迎合官方主旋律和独裁政治下的民族主义狂热，看看这些帝王戏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丧权辱国的无能君主，而是敢打敢杀、开疆拓土的“大帝”们，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汉武帝等，其献媚于当今独裁者的倾向，一目了然。即通过对“帝王伟业”的夸张展示，直通当下的“领路人”、“小康盛世”和“伟大复兴”。
   一、把司马迁变成歌功颂德的工具
   中国古人云：知往鍳今。
   西谚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下中国的帝王戏热，当然也是为当下现实服务的，只不过，这类帝王戏对家天下独裁的评价，不是基于“人命为大”和“统治有道”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而是基于“皇权至上”和“成王败寇”的古代野蛮的价值观；这些历史剧所服务的对象，不是深受漫长的独裁传统之害的国人，而是至今仍然在全力维护独裁制度的政权。刚刚播完的历史剧《汉武大帝》，也不例外。
   该剧对暴君汉武帝的颂扬由全剧的开场奠定，专门让遭遇宫刑且在史书中针砭汉武帝的司马迁来歌功颂德：
   整部戏的序曲，年老的太史公奉诏进宫给汉武帝解闷，汉武帝已垂垂老矣，却仍“霸气逼人”；司马迁虽秉笔直书，却一如既往地谦卑。君臣之间的对白如下：
   太史公：“仆臣司马迁待罪皇帝驾前。”
   帝曰：“朕看了你写的书，朕气病了，至少要折寿一年。你还嫌不够吗？你是想让朕杀你，好让千秋万代都颂扬你的忠烈，而唾骂朕是个暴君吗？朕偏不成全你！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在武帝面前独排众议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悲叹“腐刑极矣！”的罪人，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此刻却只有感激涕零、赞美今上的言辞：“你的胸怀就象大海一样深遂，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够真正看透的。”“陛下，您总是从千秋万代着眼，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也许微臣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
   对于大大冒犯过武帝的小小史官，似乎只阉不杀，已是大度；现在，一言九鼎的皇帝，看了待罪史官的不无贬斥的秉笔直书，居然没焚了倾注一生心血之书，也没有罪加一等，坑了作者，无疑就是圣明了。所以，在２１世纪的中国人的价值标准里，无论如何也算是“伟光正”了，两千多年前的无屌史官怎能不高唱赞歌！
   看御用文人献媚，本该无话可说，但把司马迁当作献媚的工具，愈感当代文人的可鄙。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被割了生殖器，二千多年后的文人们却是精神自阉。
   在我看来，司马迁是有人性的史官，也是有血性的史学家，更是中国历代文人中罕见的清醒之人，而汉武帝是熟谙宫廷阴谋的狡诈政客，是为了权力而六亲不认的权力狂，更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如麻的暴君。在两千多年前的武帝时代，当汉武帝对李陵的投降极为震怒、满堂文武皆曰“李陵该杀”之时，只有司马迁为李陵做了极为人性的且通情达理的辩护，结果更加激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由此，在帝王御前跪满了用“汉大赋”来歌功颂德的文人骚客之时，只有司马迁具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属于一架绞肉机，自己的智慧除非属于一部伪造的历史，否则的话，重则满门抄斩，轻则下狱阉割。他由此看清了文人骚客在宫廷里的戏子地位，在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中，他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而已。不仅与漫长帝制历史上的文人们相比，就是与二千多年后的历史学家郭沫若等文人相比，司马迁已经是中国文人的奇迹了。
   不错，汉武帝从登上皇位之初就野心勃勃，企图变更文景之治的黄老之术，开创只属于他自己的伟业。所以，他广泛网罗儒生入朝，特别是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要把“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提升到“有为仁政”的汉武之治，但汉武帝首开帝制时代的制度化思想独裁，他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为了标新立异；他厚待儒生，更多是为了装点门面和歌功颂德，司马相如、东方朔、杨雄等御用文人创作的“汉大赋”，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华丽铺排的文体，正好投合武帝的独断霸气和好大喜功，首开汉语谄媚的恶劣文风。而一当儒生的谏言不入帝耳，立马翻脸不认人，即便对于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汉武帝也是顺之为我所用而逆之弃之如蹩的态度。
   司马迁，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史家，尽管其历史著作有主观性过强之虞，与其当作史书来读，不如当作具有历史价值的传记文学来读。然而，在伴君如伴虎的帝制时代，他敢于直书他自己身处其中的负面史实，敢于公开褒贬汉代的帝王将相，其文字确实是活生生的浸血著述。
   在我看来，被割掉的睾丸之悲凉，足以淹没一个人的尊贵和一代文人的高傲；阉割时迸溅出的血污，也足以让所谓的几千年灿烂历史，暗淡无光。
   二、汉代的文景之治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以为，汉代司马迁和宋代司马光这两位著名史家，之所以对汉武帝的为政极为不满，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文景之治”的对比。但在当代中国文人的笔下，文景的仁政被贬为胸无大志、优游寡断、软弱可欺的妇人之仁，而武帝的暴政却被奉为志向远大、坚毅果断、无所畏惧的新政。
   我读史书的感觉是，所谓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文帝之治。继汉高祖刘邦首开对秦朝暴政的拨乱反正之后，文帝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明君，正是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开创了中国帝制历史上罕见的仁政时代，堪称帝制时代的明主仁君的楷模，景帝对文帝仁政的继承仅仅是差强人意而已。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仁义无为治国。文帝的自律是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文帝的驭臣是招贤纳才、广开言路、宽以待臣、从善如流；文帝的外交是和善异族、息战求和、开放边关；文帝的内政是废除酷刑、刑法平等、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安养百姓、国库充盈……得到了大史家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的一致赞扬。
   比如，在君主自律上，文帝多次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和不德；他知道了祭祠官员只为皇帝个人祈福祷告之时，就对群臣说：“只为朕一人祈福而不为百姓祈福，朕倍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占神灵所降下的福荫，而百姓却不能分享一点，这是在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在文帝死后如何安葬方面，文帝遗诏宣告：朕听说，只要是有生命的天下万物，没有不死的。死乃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现在的世人乐长生而厌死亡、为求厚葬而不惜倾家荡产，为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确实没有什么德行，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祭，遭受严冬酷暑的磨难，使天下父子悲哀伤心，使老人流涕伤感，减少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正是加重了朕的失德，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呢！朕有幸获得拱卫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得以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幸亏有天神的保佑，国家的洪福，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以在高庙供养，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因此，朕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从遗诏下达之日起，哭吊三天，就都换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从那些办理丧事、参加哭吊祭奠的人开始，都不要赤脚接地；孝带不要超过三寸宽；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套戴服丧的标志；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来哭灵吊丧；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声，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严禁擅自前来哭祭；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亲友，只穿十五天丧服，‘小功’只穿十四天丧服，‘纤服’只穿七天丧服，就换下孝服。其他未在诏令中明文规定的问题，都要按照诏令的用意办理。遗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都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
   然而，汉武帝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茂陵，陆续将许多豪强和百姓强制性地前往茂陵。而且，武帝从年轻时代到垂垂老矣，几乎是终生迷信长生不老，屡屡出巡和召巫师入宫以求仙问道，不但劳民伤财、戕害生命，而且宫中巫风盛行、巫蛊案不断，导致数万人因此而被处死。
   在朕即天下、朕即法令、严刑峻法的帝制时代，文帝可谓历代帝王中异数，他不为皇帝的生杀大权所惑，不逞皇权的威风，而是肯于倾听司法官员的判决意见，比如，文帝前三年（公元前１７７年），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跑出，惊了銮驾的马匹。文帝命令骑士追捕，抓住后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说：“此人违反了清道戒严之规，应罚金。”文帝发怒喝道：“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幸亏这马脾性温和，如若是烈马，不免要伤害我身！可廷尉仅判他罚金了事！”张释之对曰：“法，是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此案依据法律只能如此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失去了取信于民的作用。……皇上既已把他交给了廷尉，廷尉本来是保持天下用法公平的司法官，稍有倾斜，天下就没有公正稳定的法律了，百姓怎么生活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半晌后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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