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波
   
   

   以民间压力推动现制度走向自由民主的渐进革新，已成为当下改革的有效路径。
   
   当共产极权体制在整体上崩溃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个人的自由权利成为最受尊重的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
   
   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也不是来自所谓“文化素质”或“知识积累”，而是来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来自多元化的个人经验的渐进累积。追求自由权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觉醒，就会导致难以抑制的自发行动，并通过渐进累积和成功示范而逐步变成普及性的社会常识，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其顽强的生命力。而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设计常常起到适得其反的强制压迫。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赐的最好礼物，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
   
   在当下中国的改革中，这种来自人性的天然追求，表现为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之后，民间动力与官方压制之间的博弈。
   
   尽管，经历了二十五年改革的中共政权，在文明模式的选择上仍然拒绝宪政民主，在当下策略的选择上仍然固守跛足改革的“邓小平模式”－－经济发展与政治停滞的分裂，中国目前在其他领域的两极分化，在根本上源于邓模式的政经分裂。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毕竟出现过双足并行的“赵紫阳模式”－－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同时展开，这一模式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正确的方向。遗憾的是，赵紫阳模式的改革刚刚起步，就因邓小平制造的六四大屠杀而中止。然而，六四后，中共政权合法性严重流失，苏东共产极权帝国已经崩溃，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的大势之明朗和国内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所形成的合力，使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走向，误入歧途的概率越来越小，而迷途知返的概率越来越大。
   
   当下中国，已经由高度极权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后极权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得分化。在经济上，指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使人们的价值趣味日趋多样化；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坚守权力一元化的僵硬体制。但在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蚕食下，体制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其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一直处在急遽地分化之中。特别是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政权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
   
   一直以来，国内精英和西方舆论，习惯于把中共政权看作改革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最关注的往往是中南海的动向。而在我看来，这样理解中国改革，既是远离事实，也是不公正的。因为，现实中的中国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执政党的显在逻辑，即为了保住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发动并坚持“做大蛋糕式”（效益优先）的跛足改革，用满足被统治者的温饱来换取民众对现行制度的认可。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和官方奉行的跛足改革之下，稳定第一和权贵利益优先的改革策略，必然依赖于对中心城市和精英阶层的优惠收买，而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以边缘地区的日益落伍为代价的，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和践踏社会公正为代价的，经济高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摧毁伦理为代价的。
   
   所以，官方的改革逻辑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1，市场经济与垄断管制的矛盾。旨在维持高增长的经济改革，已经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变成民间自发追求的目标，这种民间目标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垄断式管制，即要求垄断式管制和行政权撤出，建立法治化的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2，权贵私有化及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权力分配极为不平等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官权畸形强大而民权畸形弱小的前提下，做大蛋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再分配政策，实质上变成了权贵私有化对全民财富的掠夺，而旨在克服社会公正危机的财富再分配，天然地拒绝“强盗式资本主义”，要求对政治权利的公平分配。3，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权腐败，而反腐败反剥夺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民间的最大诉求。这种官民对立使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丧失合法性。
   
   另一条改革逻辑是民间的潜在逻辑，由市场制度和民间自利意识的自发动力构成，它不满足于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主张政治和经济、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整体改革。在根本上，当下中国的贫富两级分化的根源，绝非资源匮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并非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是源于官权的富足和民权的贫困的制度性不公，没有政治权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间的自发动力所支持的经济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所反对的是垄断制度下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进而要求指向政治权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权的不断扩张和官权的不断收缩。换言之，民间逻辑（私有化及其个人权利意识）乃根植于人性的内在逻辑，一旦觉醒就难以逆转，自发地拓展自己的资源范围和社会基础，并以争取民权的诉求对官方逻辑构成挑战和压力。
   
   两种改革逻辑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显然是官方逻辑主导改革，所谓“邓小平模式”、“江朱模式”、“胡温体制”等表述，就显示着对官方主导的无条件承认。而实际上，民间逻辑才是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比如：邓复出得力于“四五运动”的民意支持；最早开始的农村改革来自农民的自发行动；1992年邓南巡发动第二次改革，显然是为了弥补六四屠杀给政权合法性和他本人的声誉带来的巨大损失……）。民间的自发力量推动着改革，官方对改革的推动或阻碍取决于是否顺应民间压力。改革有所进展，是官方为了自保而顺应民间压力的结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动的结果。每一项改革都能进一步唤醒和释放民间力量，而每一次倒退也都将引发民间的抵抗。民间力量一旦觉醒便不可阻挡，政府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即，中共政权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进，大都是民间的自发压力累积到某个局部临界点的结果。现在的中共政权变得更实用更机会主义，它才能对不断加大的民间压力做出灵活的政策调整，也才能在六四后维持住十五年的稳定。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高层开明派，基本能够对民意压力作出积极的正面回应，为改革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强大动力，并曾一度主导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并行的大方向；那么，在六四之后的十五年中，党内开明派的缺席和保守派的主导，使中国改革停滞在跛足模式的水平上。动员广泛的八九运动所唤醒的民意，自发地推动着“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形成，中国变革走向自由宪政的根本希望，就由八十年代的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转向官民对立中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官民之间的现实博弈，也大都遵循着民间的自发扩张和官方的被动应对的逻辑。所有的局部性制度进步皆来自民间自发动力，以及民间压力的点滴积累，官方对民意压力只能在“不得不”的窘境中作出被动回应。所以，权利意识觉醒之后的民间，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逐渐把分散的民间力量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才能催生出更具建设性的民间力量，也才能不断增强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强大压力，进而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的变革走到今天，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已经成为民间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无论现政权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变革非但无法回避，恰恰相反，所有的推动变革力量－－国内的自发力量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聚焦于政治改革这一核心问题，以民间压力推动现行制度走向自由民主的渐进革新，也已经成为当下改革的有效路径。
   
   2005年1月20日于北京家中
   
   转载：《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