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谦卑的敬意，全力支持“天安门母亲运动”角逐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在孩子们倒下的地方，母亲们站起来，面对恐怖，见证死亡。而且，她们是在倒下就不允许再站起来的地方站起来的。她们的泪，一直在恐怖中流。恐怖没有消失过，泪也没有流干过。

   因为——母亲们的泪是呐喊：罪恶的枪声还未完全停止，大逮捕、大清查、大谎言，接踵而至，快得让人难以喘息。这一切，以决不次于子弹的残暴，把血腥后无孔不入的恐怖，射入每个人的灵魂和难属心中那鲜淋的伤口。

   但是，失去亲人的母亲们，面对中共的暴力强权的恐怖威吓和无耻谎言，那终生不会消失的悲痛，那对刽子手洋洋得意的愤怒，那无处伸冤的屈辱，唤醒了她们讨还正义的良知，给了她们揭穿谎言的勇气，向全世界公开大屠杀的真相，向拥有全部国家权力和专政机器的中共发出挑战。

   当丁子霖教授家里为年仅17岁的殉难儿子蒋捷连设立的灵堂、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上时，全世界看到她那张悲愤的脸，听到她叙述儿子被屠戮的经过，声音中浸满止不住的泪。但她不再恐惧，因为她知道，她们知道，屈从恐怖和忍受谎言，是对恐怖和谎言的制造者的纵容。即便仅仅为一己亲人讨还公道，也决不能继续沉默；即便只是一个人也必须发出真实的声音。

   因为——母亲们的泪是见证：无尽头的噩梦，让她们懂得了一个常识：保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自己的人权；任何一个人的人权受到非法侵犯，都是对每一个人的侵犯。保卫人权与所有人相关。如果自由是天赋人权，那么保卫人权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责任。于是，慢慢地，一个母亲、两个母亲、三个母亲、一群母亲……在泪水中相互搀扶着、关怀着、鼓励着，一个正义群体出现了！

   ◆1991年，只有丁子霖老师和张先玲女士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1993年，也只有丁老师和周淑庄女士面对境外记者，一直持续到　1999年周女士因病无法起床；

   ◆1993年，“6．4”难属送交给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公开信上，只有丁　老师一个人的签名；

   ◆1995年，丁老师和蒋培坤老师被中共当局拘捕，16位难属毅然站出　来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至今，丁子霖夫妇每次讲到难属群体时，　都要动情地谈起这件事。同时，苏冰娴老师成了难属群体的骨干之　一。

   ◆1998年，中共政权无理查扣和冻结国际社会捐给“6．4”难属群体　的德国马克，63位难属站出来向当局表示抗议。她们先后两次去中　共安全部门交涉、递交抗议书；

   ◆1999年，“6．4”10周年忌日，难属群体起诉李鹏的起诉书上，已　经有105人的签名；同时，《见证死亡寻求正义》一书已经出版，　记载了155名死者和65名伤者的名单及27位难属的证词；

   ◆到2000年新纪元开始之“6．4”忌日，已经有110多位难属公开了　身分，“天安门母亲运动”诞生了。

   她们有勇敢和智慧，更有爱心、耐心和信心，与威吓、监控、跟踪、拘留、查扣人道捐款……相周旋、相抗争。她们一个个寻访，一点点积累，不放过每一点线索，让血的事实变成活生生的具体细节，让这些血淋淋的细节变成人们的记忆，见证89运动，见证“6．4”大屠杀，见证这个社会的灵魂，见证这12年来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而这事实的见证，对还原历史和伸张正义，比泪水、比愤怒、比呐喊，更加有力。

   因为——“6．4”后，母亲们在恐怖政治中所进行的人道救助，是大陆民间的最具道义感召力和最有成效的人权事业，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和赞誉。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捐款，从她们公开站出来后就从未中断过。斯诺夫人也给予了巨大的道义支持。每年“6．4”忌日，世界各地都要举行悼念活动。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荣获了一系列“人权奖”。丁子霖老师获得如下奖项：

   ◆1994年获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

   ◆1995年获格利莱兹曼公民成就奖和纽约科学院的科学家人权奖；

   ◆1996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

   ◆同年，丁子霖夫妇共同获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记忆奖；

   ◆1998年获瑞士自由与人权基金会奖；

   ◆1999年获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奖；

   ◆新世纪来临的2000年，第二届世界民主大会在巴西圣保罗召开，颁　发给“天安门母亲运动”民主勇敢奖。

   美国历史学家埃利．威赛尔是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他的母亲和妹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二战后，他在一位老作家的激励下，为自己确定了见证种族大屠杀的责任。他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发表了无数次演讲，并因此而获得了1986年度。

   一个人的见证尚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而中国的母亲的见证则是一个群体。而且威塞尔远比母亲群体幸运，因为他不必再面对一个仍然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非但不认罪，还在不断制造新的罪恶；他也不必在仍然充满恐怖的无法公开的秘密状态中寻找见证。

   而且，母亲们并不知道这条艰难的路还有多长、她们冤屈的泪还要流多久。有些母亲已经看不到冤魂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了，比如苏冰娴老师就带着还未伸张的冤屈、也许还将有母亲倒在寻找见证的路上。

   在此意义上，天安门母亲的见证历史，就更为悲壮，也更为伟大，应该得到更有力的关注和支持。

   天安门母亲见证死亡，寻求正义，呼唤和平，不只是为了让世界只关注她们或只关注中国，更是为了让世界变得人性。

   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运动”，就是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国际支持。（2002年1月11日于中国北京市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