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在民族主义情绪日趋畸形的中国，更在中共的信息封锁、篡改历史和舆论灌输之下，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被误导为美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中美之间的制度冲突被误导为民族之争，致使国人近年来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根据零点调查公司4月12日发布的中国民意调查数据，2004年美国仍然名列“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的榜首，日本第二。而位列“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的三甲者，依次为俄罗斯、朝鲜和新加坡三国。
   所以，在当下中国的反日狂潮中，大多数反日的国人也都反美。他们认为，二战后的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走狗，日本右翼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外在原因主要是美国的支持和纵容，美日同盟就是为遏制中国而建立的。
   不可否认，日本现在的咄咄逼人之态，除了日本国内原因之外，也与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高度相关。
   相对而言，西方各国及公共舆论对纳粹德国战争的和种族灭绝的罪行的清算，是毫不留情的彻底的，对纳粹主义重新兴起的任何苗头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自民间的纳粹思潮将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会遭到政府的强制取缔；持有纳粹主义立场的极右翼政客，不但要受到整个西方的抨击，也等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然而，日本的极右势力经常为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进行强辞夺理的公开辩护，二战时与中国结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西方国家及其各大媒体，却大都沉默不语。大概，西方国家和日本一样，也曾有过不光彩的殖民亚洲各国的历史，内心深处怀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所以，日本右翼似乎有理由认为，在日本殖民亚洲之前，西方诸列强早已捷足先登、对亚洲进行殖民掠夺。但没见哪个西方大国向被殖民的国家和人民道歉。至于德国的道歉，是因为“种族灭绝”而非因为殖民主义。日本并没有在亚洲任何国家进行“种族灭绝”，“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战争行为，与“种族灭绝”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日本就必须道歉？
   关于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在西方也是毁誉参半，既谴责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掠夺和奴役，又认为殖民主义的客观效应并非全然负面。殖民者帮助被殖民国家打开了封闭的愚昧世界，为落后国家带来先进的现代文明，推动着落后的国家走向开放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从长程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昔日的殖民化，也就没有今日的全球化。让左派们寒心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类似的历史观。
   这种殖民主义有功论，也是日本新版教科书的基调：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愿是真诚的，效果也是巨大的。日本对亚洲诸国的占领，为被占领国引入了重工业和现代的科学、教育、军事，带来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中国的满洲及台湾的现代经济和城市现代化，甚至台湾的法治传统，都是日本殖民者之功。更让日本右派自以为居功至伟的是，日本对亚洲的殖民还有另一层大于西方殖民的积极意义，即正是日本人把一向欺负黄种人的白种殖民者赶出了亚洲，为备受西方欺辱的黄种人赢得了战胜白种人的信心和尊严，唤醒了亚洲各国人民的独立意识，在客观上加快了亚洲各国的独立。
   同样不可否认，在西方诸国对日本极右势力的纵容中，美日同盟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战后的东亚历史，也的确是美日合作遏制中国的历史。
   然而，为什么二战时期是美中同盟对付日本，二战后却转变为美日同盟对付中国？促成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论及美日同盟的形成和纵容日本极右势力的事实，必须顾及更为复杂的国际因素，特别是国共内战、中共掌权后完全转向苏联的因素。
   二战后，美国独家主导的日本战后重建，其政策发生过先严后宽的巨大变化。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不是美日关系的变化，而是苏联的中国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左右了美国的日本政策。
   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始于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于9月17日前往东京，被授予处理日本重建的全权。到1952年4月28日占领结束，历时六年零八个月，其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占领之初的45年-47年，美国的日本政策以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得到了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的批准）为指导原则，可以说是极为严厉的。公告主要宣示了破坏性、建设性和务实性的三大原则：
   1，破的方面：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势力，必须解除日本的武装和严惩所有战犯，以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所有力量；必须对战争受害国给予赔偿。为此，美国要求战争罪犯必须全部列名受审，取缔恐怖主义团体和民族主义团体，下令没收起财产，被列入取缔名单的组织高达147个。发布“解除公职令”：所有在战时日本社会中担任过要职的人，包括那些被认为在观念上倾向于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人，都应从负责岗位上清除下去；为此，针对众议院选举而实行的“甄别”措施，废除所有基于种族、民族、信仰和政见而制定的歧视性的法律及规定；美国还准备解散全部财阀，以根除军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以实物支付各项战争赔偿
   2，立的方面：必须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言论、宗教、思想等自由）的制度，把日本引上民主重建、和平发展的方向。为此，美国占领当局首先在保障言论自由上采取行动，盟军最高统帅部迁入东京仅仅十天后的1945年9月27日，就颁布命令取消一切对通信自由的限制，废除那些授权政府控制媒体的法律。10月4日，美国占领当局发布了被称为“日本人权法案”的命令。接下来是制定新宪法、土地改革、劳工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和教育民主化等一系列民主制度建设。1946年4月举行多党派自由的普选，众议院的四分之三以上议员都是具有民主倾向的人，第一个民主政府——新任的吉田茂内阁宣誓就职。
   3，务实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既有移植美国民主的强制性的一面，也有尊重日本传统的怀柔的一面，最大的怀柔就是天皇制得保留。因为，日本的重建不能违背其人民的意愿。鉴于日本的传统、国情和民意，强行取消天皇制将为和平重建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建立日本民主制度的最合适的选择，就是保留天皇的君主立宪制。同时，在清理极端分子和对行政机构进行大幅度改革的前提下，允许原有政府架构的保留；在清理军国主义工业的前提下，允许保留非军事工业，以维持其经济，条件具备后允许日本参与国际贸易。
   然而，到了1948年，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在战后短短的三年内，中苏、美苏、美中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言之，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逐渐由昔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冷战时期的敌手。在世界秩序的重组中，苏美之间的渐行渐远表现在多个地区，在被占领的德国、在东欧、在中东、在亚洲，苏美两大国为确立各自的主导权而展开锱铢必较的争夺，中国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首先，中国土地上的美苏冲突主要源于苏联的背信弃义
   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答应罗斯福尽快出兵中国东北的请求，但日军的顽强和善战是著名的，所以，基于避免苏军的惨重损失的考虑，斯大林迟迟不愿出兵东北。直到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已成定局之后，斯大林才于1945年8月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也就是说，美国急切希望苏联出兵东北时，苏联却按兵不动；而在苏联出兵东北已无必要之时，斯大林却决定迅速出兵。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命令出兵满洲全境和北朝鲜的同时，也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以巨大的妥协换取了斯大林对民国政府的支持。在协议中，斯大林明确承诺支持国民政府，不向民国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和方便。占领东北的苏军只向民国政府移交接收权力，占领时间为三个月，苏军要在1945年11月15日撤离东北，之后又两次延长到 1946年1月。
   但后来的事实是，斯大林完全背叛了对蒋介石和美国人的承诺，苏军从1946年下半年才开始逐渐从东北撤军。在东北移交的问题上，当林彪等人率领的共军已经先行进入东北并占领了一些城市和港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却阻止国军进入东北，在私下里让共军接管了苏军撤离后的地盘，把一些大中城市让给了共军，比如，1946年4月19日共军占领了长春。为了尽快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蒋介石宣布从海上和空中向东北调兵，但苏方拒绝国军经由大连港和长春铁路进入东北。那时，共军已先行占领了葫芦岛和营口，载运国军的美国运输舰就只能在秦皇岛登陆，然后再冒着被共军阻击的危险经由山海关一路打入东北。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苏联本身提供的至少30万枝以上的步枪和移交了七十万投降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共有步枪70多万枝，机枪15000多挺，各类野战炮4000多门，汽车约2000多辆，坦克约600多辆。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后，苏联人曾质问中共：你们怎么能说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毛泽东笑而答曰：这样宣传有利于鼓士气、壮军威和凝聚民心，并让全世界知道，美国给蒋介石的武器最终武装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苏联违背了与民国政府签署的这些协议，也就等于违背了与美国的协议。因为斯大林曾向美国公开承诺，为了中国的战后重建，绝对遵守“中苏条约”，不支持中共的武装割据，也不支持中共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
   更为流氓的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掠夺。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宣称：所有原来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中国东北各省的日班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而民国政府于3月5日发出照会，拒绝承认苏联的这一无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战后接受的做法。苏联既为了拆走日本留下的所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也为了方便中共在东北的立足，以技术困难为借口违背协议、拖延撤军。于是，中国国内的重庆、上海等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中共也遭到普遍谴责，国内舆论指责中共充当了苏联的代理人，阴谋把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此，斯大林与蒋介石关系的恶化到极点。
   其次，美中关系的变化最为复杂
   对中国，二战期间,美国支持民国政府对抗军国主义日本，不仅是为了彻底打败“轴心国”的战争利益，也是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美国要确保其在亚洲的战后利益，最好途径就是在亚洲扩大民主力量。所以，美国想通过与蒋介石政权结盟和提供军事援助拉住中国，以便在战时牵制日本，在战后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联盟。所以，日本投降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周旋于国共之间，希望防止中国走向内战，敦促国共两党携手共建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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