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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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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太监和官场秘书

   读中共主流媒体对腐败个案的报道,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些贪官,皆被文革式的大批判词令描述得一无是处。那么,以中共对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这样的揭露岂不是自我讽刺或自我羞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提拔官员时怎么总是看走了眼,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那么恶劣的人、让这些蛀虫败坏党的英明?!

   比如,新华社4月4日对贪官李真的报道,文章一上来就是这样的判决:“有人称他既是‘政治暴发户’又是‘经济暴发户’”。此人只有中专学历(显然与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不合),28岁当上省领导秘书(此条符合年轻化),这是他起家的最大资本,7年内跃升至正厅级河北省地税局局长。年轻轻的就狮子口大打,受贿赂钱物总金额1,051.09万元。如此,“他迅速蜕变堕落为巨贪。”

   真的是蜕变堕落吗?堕落的前提是曾经好过,后来变坏了。而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反而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个李真,从根上就很坏。不信请看这些描述:

     “(李真)作风一贯霸道,飞扬跋扈,在机关中口碑很不好;多  年跟着省领导当秘书,没有学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他却学会了  ‘摆谱’、训人,俨然是‘二书记’。”

   这说明,他从步入官场当秘书时就不是什么好人!再加上官场这个大染缸,学坏容易,学好极难,如同大诗人李白所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怎么能不更堕落。民间俗语曰:“一阔脸就变”。而我以为,只有不阔时不要脸的人,又恰有了专门纵容人性之恶的制度环境,才会“一阔脸就变”。

   李真只是一个秘书,却具有“让谁上谁就上,让谁下谁就下”的大权,全不把那些市县和厅局级官员当回事。他动不动就对这些官员说:“我这回跟你谈了半个小时,可是高看你了”。他还居然敢对其顶头上司的秘书长说:“你当秘书长,还不是我一句话。”无怪乎他过生日,多位市委书记和厅局长亲自或派人前往送寿礼,动辄进贡几万元。

   李真还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幻觉,认为自己很快就能爬上“封疆大吏”、甚至“副总理”的高位。也难怪,仅仅7年时间,他就连升6级,由科员升任权力极大和油水丰厚的正厅级官员——河北省国税局长。而正厅级离封疆大吏仅有两级,离副总理也就是3级,即便有难度,再有7年也足矣。

   他专为二奶在北京购买豪华住宅供两人姘居,还被派出所捉奸在小轿车里。他开诚布公地对老板们说:“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何等透彻自白的权钱交易论!

   无论是不分场合地纵欲、还是对老板们的开导,李真的言行皆准确地揭开官场腐败现状之一角。

   他为什么如此窜升?文中给出的回答是:他“到处招摇撞骗”、“一直作假欺骗”领导和下属。他假冒高干子弟,做假文凭、编假档案、拼造与中央大员的合影;他任河北省国税局长期间,以大量的虚假帐目作为“政绩”,一直对上级说谎,骗取上级的好评。

   莫非他的上级都是白痴?对李真在官场上的7年作假毫无察觉,以至于在他被双规前的3个月,他还通过了“三讲”,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工作者上台领奖。

   多讽刺,揭露靠作假升官的文章也在作假。李真的背后如果没有大靠山,他在当秘书时,如果没有一套超人的讨好主子的本领,如果中共官场不是大染缸,李真的一切“堕落”,怎么可能!官方媒体对贪官们的揭露,之所以要采取“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的春秋笔法,一是为了证明贪官只是个别的,二是为了保护更高级别的官员,三是掩盖制度性弊端。

   谁给了如此骄横跋扈之人以丰厚的权力资本?显然是重用和提拔李真的某位省部级高官。而在这位封疆大吏的背后,是官场的效忠、亲疏、人治之规则以及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

   现在,受到首长重用的秘书,类似帝制时代受皇帝重用的太监,虽然级别不高,但有最为接近君王的便利,如果把君王侍弄舒坦了,就能左右皇帝,握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上至首辅、下至县令的文武百官,皆要孝敬这个“小小的太监”。古代中国有太监党,当代中国有秘书党。几年前揭出湛江特大金融集资诈骗案的后台,就是陈希同时期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五大秘书。而这则新华社报道中的李真,在一省之内的地位,就类似受君王信任的太监。要不然,他在那些市县厅局级官员面前,凭什么那么嚣张?那些官员干吗要拍他的马屁? (2002年4月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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