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延安时期周旋于苏美之间的毛泽东

延安时期周旋于苏美之间的毛泽东

   一、靠斯大林金援的中共
   众所周知，中共与苏共的决裂发生在斯大林死后，而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一直不满，但鉴于苏共的支持对中共生存的关键意义，毛对斯大林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一面公开赞美斯大林，一面清洗中共党内的“亲苏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蒋介石为了获得斯大林的支持，在外蒙问题上向斯大林做了妥协。当时，出卖外蒙的消息一传回国内，群情愤怒，所有的党派纷纷表态，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国家领土问题上向斯大林让步。而惟有与国民党水火不容的中共却公开支持这种出卖，其动机无非是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国内最高权力的争夺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立场更偏向于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毛泽东一手主导的中共七大，才开始放弃在苏、美之间左右逢源的骑墙态度，而确定了向苏共一边倒的政策。可以说，没有苏共在东北战场上为共军提供的便利和武器，林彪不可能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１９４９年中共执政后，出于自私的巩固权力的目的而对斯大林妥协，签定了出卖外蒙古的条约。这一历史事实至今还被中共封存（见蒙古公布的外交档案ＳｕｎＦｅｂ２０２０００年）。
   由此可见，中共在１９４９年的暂不收回港、澳和让外蒙独立，皆是为了巩固一党政权的私利而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卖国行为，甚至不惜以中国的巨大牺牲参加朝鲜战争。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刚刚夺取政权后的首次访苏，１９５０年２月，在莫斯科，中苏双方缔结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协定”。中国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苏联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为首，维辛斯基出面签订。这个协定要求双方高度保密，不得公布其内容。这当然是照顾到中国人的面子，因为出让自己民族利益的是中国方面，得益者却是苏联。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６日，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这一密约。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不仅放弃了国民党曾坚持的领土，而且让苏联人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完全渗透且控制了中国，已将中国拉入苏联的整个战略体系之中，使中国成为苏联征服整个世界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这项秘密协定，几乎完全顺从和维护苏联统治者的意旨和权益。从其条款内容和性质看，这个密约对中国国格的侮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与外国列强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望尘莫及的。说它是卖国之最也不为过。不过，如果我们回顾１９２１年中共建党之后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共对斯大林的让步有着更不便启齿的原因：即中共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最终取得政权，完全是得益于苏联的一手扶植。在中共的纲领、高层人事安排和大政方针等关键问题上，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时间内具有最终的主宰权；莫斯科既是中共的干部培训基地，也是中共高干及其家人们治病、保养的海外医院和疗养院。
   更重要的、也是中共最不愿让国人知道的方面，即中共在经济上对苏共的依赖。早在１９２０年中共正式建党前，苏共派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就为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提供经费，第一笔有明确记载的经费，是在中共“一大”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２年６月，中共机关的支出为１７６５５元，其中国际协款１６６５５元，自筹１０００元。陈独秀还在中共的“三大”会议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中共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经费按年排列如下（主要以美圆计算）：
   １９２３年，中共每个月平均得款１８７５元，共２１０００元左右；另有１０００美金用于救济受政府迫害的同志，１０００金币的额外帮助。１９２４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３０００元，全年３６０００元。１９２５年，最初每月平均得款３３００元，全年３９６００元。１９２６年，中共支出大大提高，平均每月得款不少于万元，全年１２万元左右。１９２７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３万元以上，全年不少于４０万元。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２年，中共每月平均得款５万元左右，每年６０万元，５年内３００万元。从１９２７年开始，中共还能得到处理特别事件的“特别费”，每年不少于几十万元。比如：仅就１９２７年来说，援款３万元用于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援款２·３２万元用于开办党校；援款５万元用于湖南农民运动；援款１万元用于秋收起义；援款１０万元用于广州起义及善后救济。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９日，莫斯科紧急汇给中共１００万美元，并决定日内再汇５０万美元，以帮助中共组建军队、挽救危机。再如，１９２９年仅特别费一项就１００多万元，１９３０年的济难费１１。４万元，团费７万元等等。虽然，１９３２年之后，共产国际的援款没有逐年的明确记录，但是从一些零星的记录上看，只能越来越多。如１９３６年援助物资１６００顿左右；１９３７年１月，斯大林批准向中共提供援款１８０万美元。１９３８年，先是王稼祥７月份回国带回一笔不小的款项，之后，季米特洛夫批准给中共紧急援款３０万美元和一些武器、药品、印刷机器和其他物品。１９４０年，仅季米特洛夫批准的给中共的援款就有３５万美金。（参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以下简称《恩怨》；另见杨奎松文章：《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载于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２００４年６月号，第８３期）。苏共也扶植过国民党，孙中山在向西方国家争取援助而不得时，他转向了苏共，苏共对其北伐的军事支持，换来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共决裂之后，苏共开始为中共的武装割据提供财政支持。日本入侵中国后，国民党军队成为中国战场的抗日主力，苏联为了防止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开始把主要援助给了国民党，估计有上亿美元。特别是随着德国入侵苏联，美苏英中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援助，中共虽然还能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但是与国民党得到的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时中共抱怨说：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苏联驻延安的特派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刚到延安时，就因武器援助问题受到中共的指责。当他被同事带到杨家岭见毛泽东等高官时，他记述说：
   “杨家岭沟口有两个穿军装的士兵守卫，拿着大刺刀，摆好了刺杀姿势。客人们被带进窑洞去见任弼时。接着，依次进来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邓发以及其他人。礼节性地寒暄过后，任弼时就不客气地说：‘告诉斯大林，我们要武器，要武器打日本人！’”（《延安日记》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苏」弗拉基米洛夫著，吕文镜等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内部限量发行版Ｐ１９。以下简称《日记》）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的援助又开始向中共倾斜，１９４４年，在中共高层的会议上，毛泽东用手比划了一个砍头的动作，信誓旦旦地说：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在国共内战的决定性时刻，苏联不但给予了中共大量武器援助（仅４５年—４７年就给了中共３０万枝以上的步枪），更重要的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公然违反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协议，违背与美英之间的承诺，私下里把东北和缴获的日军武器无偿地移交给中共军队，共有步枪７０多万枝，机枪１５０００多挺，各类野战炮４０００多门，汽车约２０００多辆，坦克约６００多辆。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后，苏联人曾质问中共：你们怎么能说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的蒋介石？毛泽东笑而答曰：这样宣传有利于鼓士气、壮军威和凝聚民心，并让全世界知道，蒋介石用美援武装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见《恩怨》）。
   二、毛泽东在延安玩弄斯大林
   毛泽东是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毛的机会主义又以权力为核心目标。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已经握有中共最高权力的毛泽东，不仅对党内玩弄机会主义，而且在美、苏之间也从未停止玩弄机会主义的权谋，即便苏共给过中共再多的支持，毛也决不会真心对待斯大林。负有与中共合作使命的弗拉基米洛夫，通过近距离观察对毛泽东得出如下结论：
   “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标准。如果有本事或者有机会捞点什么（即使使用最不体面的手段），就干！理由嘛，过后总会找得着的！……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这个或那个步骤是不是冒险主义的，是不是可以用较小的损失取得较大的胜利，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地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有时，我觉得他说起话来，俨然是个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有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腔调说话，说得忘乎所以。他极端无情。对他来说，善恶随一己之私利而定。他兴奋起来，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时，他平常那种无生气的样子就无踪无影了。” （《日记》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６日，Ｐ１５９）“毛通过拼命夺权来压制每一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毛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心向往的事物。他有一些惯常的行动，但他所全神贯注和热切希望的，只有权力！有了这种权力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毁了毛泽东，使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人的自然情感的、危险的、专门整人的人。事情如不按他的计划进行，那就对他毫无意义。凡是与巩固他个人权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与中共不相容的事——这就是毛泽东的终极的政治信条。”（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５日，Ｐ３５７）
   在弗氏《延安日记》中的毛泽东，是个仇苏骗苏的极端机会主义者：当着苏联驻延安小组的面就赞美斯大林，而在中共党内就贬低斯大林；苏共给钱时就斯大林万岁，而不给钱时就连骂带怨；对驻延安的苏联小组，苏联在二战中打得不顺利时就冷淡，而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时就热情。《延安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日本准备协助德国进攻的坏消息不断传道延安时，毛泽东曾对弗拉基米洛夫说：“我已经命令对日本法西斯作好战斗准备。让他们来侵犯苏联边境试试！你们不用担心。八路军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调整。”（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３日）而亲耳听到这些誓言的弗氏却认为毛在撒谎。他通过自己在延安的观察和体验认识到： “苏联形势危急，而中共领导对此漠不关心。他们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不动，显然鼓励着日本军阀加紧在我国边境上进行军事准备。”（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４日） “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们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休想得到中共军队的援助。”（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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