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司法独立的当下中国，凡是涉及到民权与官权之间的冲突，一旦诉诸于法律这柄利刃，刀把子就不会握在法官手中，而是握在权力的手中；法律条文也不再是一视同仁的钢丝，而是任由权力摆弄的皮筋。所以，公安局的逮捕、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无不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政治上的权力垄断没有实质性变化，所以，经济市场化和管理法制化的进程就变成了双刃剑：一方面推动着民众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导致市场的权力化与法律的权力化，使市场成为特权阶层捞取暴利和收买精英的手段，而法律成为贯彻权力意志和压制民权诉求的工具。极而言之，市场不是市场，而是权力与金钱勾结的赌场；商人不是商人，而是或享有特权或依附权力的赌徒；与此相关，法院不是法院，而是用法律包装的衙门；法官也不是法官，而是经营司法权的官僚。于是，官员靠权力操控司法，资本家靠金钱收买司法。

   尽管如此，觉醒的民间不再逆来顺受，而是顽强地表达和争取本来属于自身的法定权利。在蔡卓华案的诉讼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负载着自由中国梦想的民间力量的顽强抗争：

   首先，在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操控和打压之下，民间基督教仍然在迅猛地自发壮大。蔡卓华先生的作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着一大批虔诚而富有献身精神的民间基督徒。他私人印刷《圣经》之举，完全是基于对信仰自由的执着；他为了传播上帝福音而蒙受不白之冤，必然提醒人们对中国的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关注，也必然激励更多人对基本人权的追求。在此意义上，蔡卓华案是民间呼吁出版自由的又一次响亮呐喊。在“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中，每一次自由的呐喊都会在民间留下长久的余音。

   虽然，蔡卓华先生被押上了中共法庭，将面临着失去人身自由的迫害，但他也在以受难的方式参与民间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可以说，没有无数志士仁人的受难式参与，便催生不出自由的中国。

   其次，在当下的政治严寒中，官方加强对民间维权的打压力度，维权律师朱久虎的身陷囹圄，见证着民间维权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尽管如此，官方的恐怖恫吓并没有完全吓倒维权律师的良心，仍然有8位勇者挺身而出，担任蔡卓华案的辩护人，形成了可观的民间代理阵容。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高智晟、张星水、陈永苗、王怡、金晓光、滕彪、许志永、范亚峰这8位先生，皆是近年来民间维权运动的中坚人物，在多起引人注目的人权案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引领着民间维权的法律化方向。他们在各类政治性的人权案中的在场，不仅标志着民间维权的勇气在提升，而且推动着民间的依法维权和法律智慧的逐渐成熟──法律条款只有被民间切实地运用起来，才会逐渐由死的官权装饰变成活的民权工具。

   以往，中国长期的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可悲局面的形成，不仅在于党权至上的人治传统在作祟，也在于民间疏于运用有关民权保护的法律条款来维权。所以，维权律师们不断地介入人权案子，不仅能充分利用现行法律提供的空间，让徒有形式的法律变成有血有肉的法律，而且能够为重塑中国法律的法理基础和普及法治文明作出贡献。在张思之律师和莫少平律师所代理的诸多文字狱案件中，在浦志强律师所代理的多起事关新闻自由的名誉权案件中，在朱久虎、高智晟、张星水、许志永、腾彪等人所代理过的人权案件中，他们都在辩护中不断援引主流文明通行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正义，每份辩护词都是普及保障人权和限制官权的宪法原则的文本，也是普及程序正义的法律行为。

   比如，在蔡卓华案中，滕彪律师最后对法庭说：“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今天，4个无辜同胞的自由在你们手里。……写在判决书上的你们的名字必将被世人记住：是作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勇士和智者，还是作为迫害信仰自由的帮凶。请你们面对自己的灵魂做出严肃的选择。”

   宪法，只能在民间的不断运用中才是宪法！正如自由，只能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中才是自由！

   （2005年7月9日于北京家中）